绿航网6月8日刊登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说，7月1日之后，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进口计算机也不能例外。通知还介绍，工信部在2008年7月将用财政资金支付4179万元，买下郑州金慧公司和北京大公司绿坝软件一年的使用权。理由是：巩固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成果，坚持惩防结合，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发言凌厉，他直接问记者说，你有孩子么？意思是，如果你不装这一软件，就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但是很遗憾，世界上尚没有任何一款软件具备其所称的功能。人类的计算机能力还不足以使电脑如同人脑一样，自动理解“低俗”的确切含义。在中国历次整顿的过程中，对于“低俗”定义的范围越来越广，以致于如果不是一个对于政治政策非常敏感的人，甚至时常会觉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许你昨天还在兴冲冲的看一个人体艺术图片，第二天就会被发现，它是低俗的，因此你不得不举手投降，说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如果可能，还要表明自己事实上也没有那些能够引起怀疑的功能。人脑都跟不上的政治形势，软件又如何可能？

 根据媒体的报道以及网友的测试，发现这一软件同样弱智到让人发指。南方周末报道说，“软件会对大面积的黄色区域的图片敏感，对大块黄色块的图片也会有误判。如果是黑色、红色肤色的裸体图像，程序未能识别。测试包含机器猫（蓝白色）、 Kitty猫（红白色）和加菲猫（黄色）相近姿势图片的网页，‘机器猫’和‘Kitty猫’均能顺利过关，有部分包含‘加菲猫’图片的网页被判断为不良网站，被程序过滤。”同样，在天涯和凯迪的网友也测试表明，绿坝对于黄色信息站点的敏感度不够，它根本不能进行有效拦截。在进入一般的色情网站时，几乎毫无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绿坝犹如一个笑话。

那么我们要问，如此一款软件，是怎样经过测试证明它性能合格的呢？如果不能证明它合格，为什么要买呢？经过问询的调查问卷不足四千份，结果和新浪的调查简直完全相反，那么调查者是谁，这是一个有效的网民调查么？如果不是针对网民的调查，那么一个不熟悉网络的人如何能够理解网络的利弊，他说的言论如何能够采信？这样一款软件，要花费巨额的财政资金，经过什么程序了？工程部人员说，软件可以自由卸载，既如此，又何必强制都装？难道每一次卸载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么？

没有人会回答这些问题，所有的回复都聚集成一句外交辞令：为了孩子。 如果说，该软件确实只是针对孩童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对于孩童来讲，强制是一种暴力行为，暴力对孩子们所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色情低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每一位母亲所能做的所知道的，都要比软件更多。我们更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鼓励对孩童进行暴力管理的，但是中国工信部做到了。

这只能说明，工信部所作出的举动丝毫没有善意，甚至它怀疑了中国大陆数亿母亲的能力。绿坝看上去似乎条条都为家长考虑，但事实上，每一条都为家长提供暴力管制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这款软件，一个良好的家庭同样可以培养一个有着道德文化的孩子，而有了这款软件，对于暴力家庭所增加的将会是更大的暴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会热爱阳光，热爱自由，并健康开朗的生活么？孩子不是囚徒，不需要人为建造的牢笼，但是工信部的老爷们不理解。在文明的二十一世纪里，仍然扮演监狱长的角色，不由不让人感到失望。

 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话，也许不会让如此多的人感到恐惧。绿坝的优点在于，它要把信息和ip地址传到两个地方，数据库定时传递更新，这样等同于让任何使用电脑的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倘若绿坝的功能真的只是为了过滤色情，又有何必要知道ip地址，有什么必要收集使用人的使用数据呢。

绿坝一旦具备了这样的功能，整个使用网络的民众都被控制在手。除了用绿坝控制孩子们的家长之外，工信部还成了更多网民的家长，人民变成了工信部的孩子，绿坝变成了“绿爸”。在这一个角度上说，所谓保护孩子，不过是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保护人民。但是人民需要强制保护么？人民绝不是孩子，人民的力量足够强大，政府的力量不过也来自于人民，要不是人民认可这一状态，就不会存在任何的政府。强制保护的行为等同于玩火，这当是如何的不智。

真正保护孩子们的手段很多，比如时刻打击黑煤窑，让孩子们先走，或者严格检验三鹿奶粉等等。色情的污染再凶，死不掉一条生命，何况色情低俗既然不为国法所容，所应加大的乃是执法力度。所谓从软件上控制思想中道德，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这种控制的思想相当危险，它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否定一切异端。正像卢梭所警惕的那样，“要想得救，就必须像我这样思想——这是风靡一世的可怕的教条。如果你们不从城邦里吧这条低于的教条驱逐出去，你们就永远也成就不了公共的和平，谁要是不觉得它恐怖，谁就不可能是基督徒，也不可能是一个公民或者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必须用来献给全人类的安宁作为牺牲祭品的魔鬼。”

        

根据工信部及上级部门要求，集中开展全量网站备案工作，清理整顿未备案网站。现要求各电信运营商、ISP按照以下要求完成所有网站的备案工作，同时将所有尚未获得备案号的网站进行关闭处理。

《关于集中开展全量网站清理及备案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信部

　　严格要求所有ISP完成全量网站的备案工作，必须在获得备案号后再进行接入，任何没有获得备案号的网站一律不得接入，一旦发现将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对应现将具体要求及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关闭所有尚未获得备案号的存量网站

　　各家ISP必须于2月24日16：00前关闭所有尚未获得备案号的存量网站，并保证在获得备案号前一律不得擅自接入。若发现ISP所接入的网站尚未获得信息准确无误的备案号，一经查明将立即收回该网站IP，同时追究ISP责任。

　　二、所有新增网站必须获取备案号后方可接入

　　自即日起，各家ISP在获得网站备案号后方可对所发展的客户进行接入服务，若发现ISP擅自接入尚未获得备案号的网站将采取严厉惩罚措施，一经查明将立即收回该网站IP，同时追究ISP责任。

　　三、将对违反上述规定的ISP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一旦发现ISP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据情节严重程度对ISP进行暂停IDC机房进出工单处理、终止原有合同、依法转交司法机关予以处理等惩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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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独立博客服务

关于重庆IDC机房服务器清理通知
尊敬的各位用户与合作伙伴：
为进一步规范电信IDC机房安全管理制度，落实IDC用户接入实名制度，应重庆网监总队、重庆电信等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将继续加强IDC服务器及其内容的清理工作，清理实施方案如下：
一、 清理时间：
1、 2009年2月19日开始实施；
2、 2009年2月26日前完成每台物理服务器用户身份的清理工作，并向我司报送<<附件6：IDC服务器用户基本信息登记表>>；
3、 2009年3月31日前完成每台服务器内容的清理，并报送《附件7：网站用户基本信息登记表>>；
4、 逾期未上报者，我公司将根据上级单位要求，对服务器作出相应的处理，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 清理对象：重庆市范围内全部IDC机房在使用的每台物理服务器(包括电信、网通等各服务商的IDC机房)
三、 清理工作内容与对象：
清理所有服务器用户和虚拟主机（网站）用户信息，对层层转租的服务器，要求必须填写拥有系统权限的最终用户，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要如实填写，以确保服务器及网站信息的真实有效。
对服务器最终用户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不准确、不完整的，一律视为未备案处理，重庆网监将中断服务器网络，直至核实到最终用户信息后再给予恢复。
四、 注意事项
1、 报表中联系人、联系电话、用户地址、证件号码必须填写，对于"QQ用户"一律采取停机（或关停网站）处理；
2、 证件号码：个人租用者必须填写身份证号码，企业租用者填写营业执照号或合同签订人的身份证号码；
3、 请服务器用户在服务开通后的30个工作日内，登录：www.cqnet110.gov.cn网监网站，完成服务器备案工作，逾期未备者，后果自负。
五、 报送及联系方式
可通过电子邮箱、QQ等快捷方式给予上报
重庆网监联系人：董警官 联系方式：63759823
六、 特别说明
此次清理活动请各位用户与合作伙伴勿必重视，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我公司将有专人负责此次资料的报送，并保证报送资料的安全性、隐私性，将遵守严格的保密措施与制度，完成此次信息的传递与上报。如有疑问，请随时致电与我司或重庆网监总队此方面负责人联系。

2009年2月19日

现在的亚洲无法消除掉一位女性的声音，她就是仍在缅甸被软禁的翁山苏姬。翁山苏姬出身名门，他的父亲翁山将军一九四七年因缅甸独立与英人谈判，不久被政敌杀害。一九四八年，缅甸独立。此后国内即纷争不断，直到一九六二年，军事将领尼温武装政变取得政权，之后又有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压统治。缅甸官员轻易地收贿使得毒品问题日趋严重，因为治理不当，经济日渐萧条，尤其是缅甸高层的腐败，使得缅甸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已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翁山将军逝世时，翁山苏姬只有两岁，此后赴英读书。一九八八年，翁山苏姬从英国返回缅甸，从此开始了她和缅甸一起受难的历程，在此期间，她参与创办了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并在一九九零年赢得大选。不过，在获胜的前一年，缅甸军政府为防止政权旁落，就已软禁了她以及许多的支持者。虽然全国民主联盟最终无人能挡，但军政府坚决不肯交出政权，一直到今天也是无用。

一九九零年翁山苏姬获得萨哈罗夫奖，一九九一年又获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金交付信托，用于缅甸民众的卫生健康与教育。一九九五年她被释放，一九九九年，翁山苏姬丈夫艾里斯身患癌症，请求赴缅甸与其见面，被缅甸军政府拒绝，并提出翁山苏姬可以出国探望。但翁山苏姬明知自己离开缅甸就无法回来，最终只好选择仍然留在故土，不久艾里斯去世，翁山苏姬错过了与丈夫此生的最后一面。在结婚前她曾写信给艾里斯说，"我只求一件事，万一我的同胞需要我，希望你愿意协助我完成他们赋予我的责任。"这一承诺不幸竟以死的形式完成。

二零零零年再次被软禁，二零零二年，她在一次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由联合国主持的秘密协商后被释放。政府发言人说她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彼此信任"而重获自由。翁山蘇姬随后表示这是"国家新的黎明"，然而在二零零三年年，黎明暗淡，她再次被软禁。经历一段时间的关押和当年9月的一次手术之后，她在仰光被软禁至今。

一九九零年，翁山苏姬做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Fear）之演讲，在西方刊印发行。虽然该英文汉译早有成译，但我仍觉得在一个受到奴役的国家中，或许可以直译为"从恐惧中自由"更为贴切。正如翁山苏姬所讲，"在一個日常生活充斥著恐懼的環境中，人須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保持不腐敗墮落，不是那些有幸生活在法治國家的人所易於瞭解的。"轻轻一句"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描述人的既存状态，却不能体现出在艰苦的环境中，人究竟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

翁山苏姬区分了四种腐化之因，认为是缅甸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種；慾望所導致的腐化(chanda-gati)，它是因為求取賄賂或追逐個人之貪愛而自正道偏離。第二種；循錯誤的道路，對自己所懷恨的人故意刁難(dosa-gati)。第三種；因無知而漸致脫離正軌(moga-gati)。但也許第四種；恐懼所導致的腐化(bhaya-gati)，才是四者中最糟者，因為恐懼(bhaya)不僅壓制所有的明辨是非之心，而且將慢慢摧毀它。"她说，"恐懼往往也就是其他三種腐化之因的根由"。她鼓励缅甸的民众焕发精神，为自己的祖国而斗争，她肯定甘地，引用尼赫鲁的话，"甘地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將勇氣灌注到印度人民心中。他在政治上是個現代主義者，但當他在估量印度獨立運動需要不起的天賦‥‥是無畏（adhaya）--不是全然的血氣之勇，而是打從心中就沒有恐懼。"翁山苏姬是甘地的信奉者，她一直身体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理念。翁山苏姬也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国家国民的精神息息相关。正如中国新儒家牟宗三等所主张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可抛弃，大破大立之间仍要寻找适合本民族国民的精神源泉。翁山苏姬运用西方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不服从传统，同时秉承缅甸佛教徒的理念，主张以和平以反对军政府的暴力行为。翁山苏姬认为，"一个仅以政府机关的改换，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为目标的革命，鲜有成功的机会"。又说："一个民族若要建立一个保证能反制中央集权的强势民主建制，首先便需要学习从麻木不仁和恐惧中，解放出自己的心灵。"只有自身自由，心灵脱困，才是作为自由人的第一步。

翁山苏姬本身又是勇敢的。一九八九年在她被软禁前，曾在全国巡回演讲途中遭到士兵包围，面对六支瞄准她的来复枪，她示意随从退下但自己却迎向士兵，使得士官最终撤回射击令。她引用她的父亲翁山将军的话，"不要依靠他人的勇氣和剛猛。你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必須為了成為有勇氣、有大無畏精神的人，而作些犧牲。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夠享受真正的自由。"她说，"玻璃碎片，連最小的一片都那麼銳利；它們閃著光，向那試圖壓擠它們的人展現著力量。"她也确信，"這個世界觀促使一個人勇於冒險、勇於受苦，以建立沒有匱乏、沒有恐懼的社會。真实、公正和同情，這些觀念不能夠被當作平凡、陳腐的東西忘掉，因為它們常常是抗衡無情強權的最後堡壘。"她是缅甸的自由理性，正如缅甸的自由一样，虽然无所畏惧，但被禁锢在土地之上，只以无法遮掩的光芒看护与鼓励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回复自由的本性。

二零零八年五月，在丹瑞将军的主导下，进行缅甸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全民宪政公投。此前一年，休会八年之久的缅甸国民大会制定了"通向民主"的新宪法草案。草案规定缅甸实行总统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三军总司令是缅甸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将权力移交军队；新议会中，百分之二十五的议席将由陆军军官把持，该比例足以否决任何一方的修宪冲动，不管这种挑战是来自民主势力、民族武装力量还是两者的联合。可以看出，草案仍然维护了军人政权的统治形式。不过，最离奇的是，为了将翁山苏姬剔除出未来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新宪法草案中做出了一条绝无仅有针对一个人的规定：凡是与外国人结婚的缅甸人都不得参与选举。

到今天，翁山苏姬仍在软禁之中，一个国家把一个没有罪行的人限制自由，犹如当年罗马的统治者杀害没有罪的基督。这种负罪感没有解决，恶就会存在，而这种争斗也不会休止。

附翁山苏姬九零年演讲及翻译（译者不详）：

Freedom from Fear speech

by Aung Sang Suu Kyi, 1990

It is not power that corrupts but fear. Fear of losing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wield it and fear of the scourge of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it. Most Burmese are familiar with the four a-gati, the
four kinds of corruption. Chanda-gati, corruption induced by desire,
is deviation from the right path in pursuit of bribes or for the sake
of those one loves. Dosa-gati is taking the wrong path to spite those
against whom one bears ill will, and moga-gati is aberration due to
ignorance. But perhaps the worst of the four is bhaya-gati, for not
only does bhaya, fear, stifle and slowly destroy all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t so often lies at the root of the other three kinds of
corruption. Just as chanda-gati, when not the result of sheer avarice,
can be caused by fear of want or fear of losing the goodwill of those
one loves, so fear of being surpassed, humiliated or injured in some
way can provide the impetus for ill will.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ispel ignorance unless there is freedom to pursue the truth
unfettered by fear. With so clos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and
corruption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in any society where fear is rife
corruption in all forms becomes deeply entrenched.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economic hardships has been seen as the
chief cause of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Burma, sparked off by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1988. It is true that years of incoherent
policies, inept official measures, burgeoning inflation and falling
real income had turned the country into an economic shambles. But it
was more than the difficulties of eking out a barely acceptable
standard of living that had eroded the patience of a traditionally
good-natured, quiescent people - it was also the humiliation of a way
of life disfigured by corruption and fear.

The students were protesting not just against the death of their
comrades but against the denial of their right to life by a
totalitarian regime which deprived the present of meaningfulness and
held out no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because the students' protests
articulated the frustrations of the people at large, the
demonstrations quickly grew into a nationwide movement. Some of its
keenest supporters were businessmen who had developed the skills and
the contacts necessary not only to survive but to prosper within the
system. But their affluence offered them no genuine sense of security
or fulfilment, and they could not but see that if they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 regardless of economic status, were to achieve a
worthwhile existence, an accountable administration was at least a
necessary if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he people of Burma had
wearied of a precarious state of passive apprehension where they were
'as water in the cupped hands' of the powers that be.

Emerald cool we may be_As water in cupped hands_But oh that we might
be_As splinters of glass_In cupped hands.

Glass splinters, the smallest with its sharp, glinting power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hands that try to crush, could be seen as a vivid
symbol of the spark of courage that i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ose
who would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grip of oppression. Bogyoke Aung
San regarded himself as a revolutionary and searched tirelessly for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that beset Burma during her times of trial. He
exhorted the people to develop courage: 'Don't just depend on the
courage and intrepidity of other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must make
sacrifices to become a hero possessed of courage and intrepidity. Then
only shall we all be able to enjoy true freedom.'

The effort necessary to remain uncorrupted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fea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everyday existence is not immediately
apparent to those fortunate enough to live in states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Just laws do not merely prevent corruption by meting out
impartial punishment to offenders. They also help to create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can fulfil the basic requir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uman dignity without recourse to corrupt practices.
Where there are no such laws, the burden of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common decency falls on the ordinary people. It is the
cumulative effect on their sustained effort and steady endurance which
will change a nation where reason and conscience are warped by fear
into one where legal rules exist to promote man's desire for harmony
and justice while restraining the less desirable destructive traits in
his nature.

In an age when immens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created lethal
weapons which could be, and are, used by the powefful and the
unprincipled to dominate the weak and the helpless, there is a
compelling need for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thics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oclaims that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organ of society'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to which all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
race, nationality or religion are entitled. But as long as there are
governments whose authority is founded on coercion rather than on the
mandate of the people, and interest groups which place short-term
profits above long-term peace and prosperity, concerted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protect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will remain at best a
partially realized struggle. There willcontinue to be arenas of
struggle where victims of oppression have to draw on their own inner
resources to defend their inalienable rights as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The quintessential revolution is that of the spirit, born of an
intellectual conviction of the need for change in those mental
attitudes and values which shape the course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A revolution which aims merely at changing official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with a view to an improvement in material conditions has
little chance of genuine success. Without a revolution of the spirit,
the forces which produced the iniquities of the old order would
continue to be operative, posing a constant threat to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regeneration. It is not enough merely to call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re has to be a united determination to
persevere in the struggle, to make sacrifices in the name of enduring
truths, to resist the corrupting influences ofdesire, ill will,
ignorance and fear.

Saints, it has been said, are the sinners who go on trying. So free
men are the oppressed who go on trying and who in the process make
themselves fit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uphold the
disciplines which will maintain a free society. Among the basic
freedoms to which men aspire that their lives might be full and
uncramped, freedom from fear stands out as both a means and an end. A
people who would build a nation in which stro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e firmly established as a guarantee against
state-induced power must first learn to liberate their own minds from
apathy and fear.

Always one to practise what he preached, Aung San himself constantly
demonstrated courage - not just the physical sort but the kind that
enabled him to speak the truth, to stand by his word, to accept
criticism, to admit his faults, to correct his mistakes, to respect
the opposition, to parley with the enemy and to let people be the
judge of his worthiness as a leader. It is for such moral courage that
he will always be loved and respected in Burma - not merely as a
warrior hero but as the inspiration and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The
words used by Jawaharlal Nehru to describe Mahatma Gandhi could well
be applied to Aung San:

'The essence of his teaching was fearlessness and truth, and action
allied to these, always keeping the welfare of the masses in view.'

Gandhi, that great apostle of non-violence, and Aung San, the founder
of a national army, were ver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but as there is
an inevitable sameness about the challenges ofauthoritarian rule
anywhere at any time, so there is a similarity in the intrinsic
qualities of those who rise up to meet the challenge. Nehru, who
considered the instillation of courage in the people of India one of
Gandhi's greatest achievements, was a political modernist, but as he
assessed the needs for a twentieth-century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he found himself looking back to the philosophy of ancient India: 'The
greatest gift for an individual or a nation . .. was abhaya,
fearlessness, not merely bodily courage but absence of fear from the
mind.'

Fearlessness may be a gift but perhaps more precious is the courage
acquired through endeavour, courage that comes from cultivating the
habit of refusing to let fear dictate one's actions, courage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grace under pressure' - grace which is renewed
repeatedly in the face of harsh, unremitting pressure.

Within a system which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basic human rights, fear
tends to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Fear of imprisonment, fear of
torture, fear ofdeath, fear oflosing friends, family, property or
means of livelihood, fear of poverty, fear of isolation, fear of
failure. A most insidious form of fear is that which masquerades as
common sense or even wisdom, condemning as foolish, reckless,
insignificant or futile the small, daily acts of courage which help to
preserve man's self-respect and inherent human dignity. It is not easy
for a people conditioned by fear under the iron rule of the principle
that might is right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enervating miasma of
fear. Yet even under the most crushing state machinery courage rises
up again and again, for fear is not the natural state of civilized
man.

The wellspring of courage and endurance in the face of unbridled power
is generally a firm belief in the sanctity of ethical principles
combined with a historical sense that despite all setbacks the
condition of man is set on an ultimate course for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advancement. It is his capacity for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redemption which most distinguishes man from the mere brute. At
the root of human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ncept of peffection, the
urge to achieve it, the intelligence to find a path towards it, and
the will to follow that path if not to the end at least the distance
needed to rise above individual limi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ediments. It is man's vision of a world fit for rational, civilized
humanity which leads him to dare and to suffer to build societies free
from want and fear. Concepts such as truth, justice and compassion
cannot be dismissed as trite when these are often the only bulwarks
which stand against ruthless power.

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篇文章第一次公開發表，是編者艾里斯為了慶祝翁山蘇姬獲歐洲共同體議會頒贈一九九0年「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而交付印行的。頒獎典禮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法國史特拉斯堡舉行，翁山蘇姬缺席。同一週內，本文全部或部分被刊載於《泰晤士報文
學附刊》、《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曼谷郵報》（Bangkok Post）、《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及德國、挪威與冰島等國的報刊上。

使人腐化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者，因恐懼失去權力而腐化；為權力所支配者，亦因其對權力之鞭的恐懼而腐化。大多數緬甸人皆熟知四種腐化之因(a-gati)。
第一種；慾望所導致的腐化(chanda-gati)，它是因為求取賄賂或追逐個人之貪愛而自正道偏離。第二種；循錯誤的道路，對自己所懷恨的人故意刁難
(dosa-gati)。第三種；因無知而漸致脫離正軌(moga-gati)。但也許第四種；恐懼所導致的腐化(bhaya-gati)，才是四者中最
糟者，因為恐懼(bhaya)不僅壓制所有的明辨是非之心，而且將慢慢摧毀它。恐懼往往也就是其他三種腐化之因的根由。

比方說chanda-gati，如果它不是由全然的貪慾所引起，則可能由恐懼匱乏或恐懼失去所愛者的眷顧而引起；同樣害怕被他人超越、羞辱，或害怕會
以某種方式受到傷害，也是惡意形成的誘因。再者，除非人有自由去追求真理 已解脫了恐懼的真理
則無知是很難驅除的。恐懼與腐化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無怪乎在任何一個社會，凡恐懼盛行之處，皆被腐化所嚴重侵害。

民眾對經濟困境的不滿，一直被視為一九八八年學生示威帶起的緬甸民主運動的主因。的確，在多年毫無條理的政策和愚昧的官方措施下，萌芽中的通貨膨脹和
跌落中的真實所得，已使這個國家的經濟搖搖欲墜。勉強張羅僅夠餬口的生活誠然不易，然而，使得傳統上沉默而好性情的緬甸民眾失去耐性的，卻不僅此--被腐
化和恐懼所損壞、變形的屈辱生活，才是人心思變的主因。學生們所抗議的不僅是同志的死，還有那專制政權對他們的生存權的否定--它剝奪眼前生活的意義，也
提不出來日生活的希望。因為學生的抗議鏗鏘有力地道出了廣大民眾的挫折感，其示威行動旋即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最熱心的支持者當中，有一些是生意人；他們
為了在這個體系中生存和繁榮，已經發展出必要的技巧和交際圈。但他們的豐衣足食，並沒有給予他們真正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他們不免想到，如果他們及他們的同
胞--不論經濟狀況如何--要能獲取值得過的生活，則，一個能負責的行政體系至少是必要條件(如果還不能構成充分條件的話)。緬甸人民已厭倦於這種憂慮而
又無能為力的不安狀態，他們「像水一樣被掬著」，在當局手中。

我們或許像翡翠一般冰涼沉靜
像水被掬在手中
但是，噢，我們或許會像
玻璃碎片
被擱在手中。

玻璃碎片，連最小的一片都那麼銳利；它們閃著光，向那試圖壓擠它們的人展現著力量。這玻璃碎片的閃光，可說是緬甸民主運動人士勇氣的象徵。翁山將軍自
視為一位革命家，他孜孜不倦地為緬甸苦難時期的苦惱問題尋求答案。他熱心勸告人民發展他們的勇氣；「不要依靠他人的勇氣和剛猛。你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都必須為了成為有勇氣、有大無畏精神的人，而作些犧牲。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夠享受真正的自由。」

在一個日常生活充斥著恐懼的環境中，人須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保持不腐敗墮落，不是那些有幸生活在法治國家的人所易於瞭解的。公正的法律不僅藉著懲處
犯法者來防止腐敗墮落，它們也利於產生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民能夠實現維持人類尊嚴所必備的基本條件，而毋須依賴收買、賄賂等不正當行為。在一個沒
有公正之法的社會中，撐起正義和公共儀節之原則的重任，便落到尋常百姓的肩上。他們持續不懈的努力和堅定不移的耐心，將使一個理性與良心已遭恐懼所扭曲的
國家改變為這樣一個國家；法令的存在，在於鼓勵人民追求和諧與公義，並抑制他們本性中較不理想、較具破壞性的特點。

在一個世代中，當科技長足的進步已經產生出致命的武器，而這些武器又可能--而且正在--被不道德的強大力量所利用，以支配弱者及無助者，則政治學和
倫理學之間，便亟需在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層次上，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聲明；「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每一機關」，皆應奮力促進人類不問種
族、國籍或宗教，天生就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但是只要還存在著一種政府，它的權威是立基於高壓政策而非出於人民的委任，並有利益團體將短程利潤置於長
程的和平和繁榮之上，則國際間協同保護及促進人權的行動，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部分被埋解的奮鬥而已。苦鬥將繼續在活生生的舞台上演出u壓迫之下的犧牲者必
須依賴他們自有的內部資源，來護衛他們作為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所不能出讓的人權。

典型的革命是精神上的革命；它誕生於知性上的信服
即相信那塑成國家發展趨勢的心性態度及價值取向，確有改變的必要。一個僅以政府政策、機關的改換，和物質條件的改善為目標的革命，鮮有成功的機會。沒有精
神上的改革，則造成舊秩序中種種不平的那股力量將會繼續運作，對改革和再生的過程造成持續的威脅。僅僅叫喊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權，是不夠的，還得要團結一
致奮鬥不懈、並有為永續的真理犧牲的決心，及抵制貪慾、無知及恐懼等四種腐化力的毅力。

曾有人說，聖人就是持續不斷嘗試改過的罪人。如此，則自由之人就是持續不斷嘗試反抗的被壓迫者，而且在反抗的過程中，使自己適於擔負責任、維持紀律，
以保住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人們熱望獲取以使生活圓滿而不受箝制的諸種自由當中，免於恐懼的自由既是方法、又是目的，故應居於首位。一個民族如要建立一個保
證能反制中央集權制的強勢民主建制，它首先便須學習從麻木不仁和恐懼中，解放出自己的心靈。

永遠行其所言的翁山，本身就不斷地顯示其勇氣--不是血氣之勇，而是說真理、守承諾、納諫言、認己過、改前非、敬敵黨、會敵軍之勇，並敢於讓人民來判
斷他是否值得作為一個領袖。因為這種種道德勇氣，他將在緬甸永遠受到敬愛--不僅被尊為戰爭英雄，而且被奉為國家的靈感和良心。尼赫魯用以形容甘地的話
語，大可應用到翁山身上；「他的教誨，精髓就在無畏和真；與此相聯繫的行動，永遠能夠護持大眾的福祉。」

甘地，偉大的非暴力首倡者，和翁山，國家軍隊的創辦人，在氣質上自是非常不同，但因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獨裁統治對百姓所造成的挑戰都不可避免地具有
相同性，所以那些挺身而出迎向獨裁統治挑戰的人，在本質上皆有相似之處。尼赫魯認為，甘地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將勇氣灌注到印度人民心中。他在政治上是個
現代主義者，但當他在估量印度獨立運動需要不起的天賦‥‥是無畏（adhaya）--不是全然的血氣之勇，而是打從心中沒有恐懼。
無畏容或是一項天賦，但更可貴的或許是經由努力而獲致的勇氣、經由不斷拒絕被恐懼所主宰而養成的勇氣。還有一種勇氣堪稱為「壓力之下的善德」力還是再三甦生的善良美質。

在一個不承認有基本人權存在的地方，恐懼很容易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秩序；恐懼坐牢、恐懼拷問、恐懼死、恐懼失去朋友、家庭、財產或生計、恐懼貧窮、恐懼
孤立、恐懼失眠。最隱微不顯，但卻大大有害的，是那種假扮為見識、甚至智慧的恐懼。它非難那保持自尊及固有人性尊嚴的小小日常行為，說那是愚昧、不謹慎、
不足道或徒勞無功。在一個以「強權就是公理」作為鐵律的體制之下，人民既已被恐懼套牢，便很難再從那使人軟弱的恐懼的毒氣中解放出來。然而，甚至在最最高
壓的國家，人民的勇氣還是一再地冒出來反抗強權，因為恐懼並非文明人的自然狀態。面對不受制衡的強權時，勇氣和堅忍的不盡泉源，大體上是對於倫理道德原則
神聖性的堅定信仰，伴同一種歷史感
即，不論人的現況是多麼退步，終究，人類在精神上和物質上是有其進程的。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同於禽獸，正因為人有自我改進、自我救贖的能力。人類責任的根植
之處，是對於完美的概念、是達成它的願望、是知途以循的智慧、是堅定向前的決心
如不能走到目的地，至少，所作的努力要能夠超出個人的極限及環境的障礙。「世界應該適合於理性、文明的人類」，這個世界觀促使一個人勇於冒險、勇於受苦，
以建立沒有匱乏、沒有恐懼的社會。真、公正和同情，這些觀念不能夠被當作平凡、陳腐的東西忘掉，因為它們常常是抗衡無情強權的最後堡壘。

早已消失的罗炼

二十四岁的罗炼去年九月从广东南海某家具厂失踪，至今杳无音信。走之前只留下一个字条，上留《庄子》语："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悲凉之意跃于纸上。在这样一个庞大国家里的失踪，如果不是自己的突然出现，寻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人如果不是绝望至极，想必也不会写出如此的话语，更不会弃自己的家人于不顾，毅然离去。这之中，究竟是怎样的原因造成？

以现在所知，造成罗炼出走的直接原因已很难知晓，但罗炼的失踪在社会上造成的震动不由使人思考自身的命运，罗炼只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国家拥有身份证的失踪物体么？事实远非如此。中国数十年的经营发展造就了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在这巨变和转型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具备了现代人独特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尤其在中国这个注重身份地位的国度，更容易形成一种被动的隔离，成为这个世界之外的人。作为社会人的罗炼基本丧失了作为社会人所应有的各种权利，使他成为身份不会流动的但精神永远流亡的隐形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炼早已失踪。

现代中国的乡村是寒冷的，常年的打工浪潮驱散了古旧中国的乡村社会。人们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流浪异乡，只有在少数的时间能够碰面聚头，然后喝酒打牌，再一阵风一样飘走，逐渐结婚生子，逐渐生老病死。他们的那个曾经拥有的物理意义上的家乡完全变成了暂时的栖息之所，那里不供应支持自身生长的食粮，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种乡村的破碎首先击破了人需求稳定的社会心理，成长在乡村的罗炼可以说家园早已丧失，尤其是作为他最亲密的亲人面临生死灾难之时，一无所有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加剧了这种生命漂流的悲哀意义。正所谓"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一个拥有土地却很少以耕种生存，实际上已经丧失土地的社会人，直接丧失了自己的阶层身份，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城乡流浪者，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故土，在哪里都是流亡，在哪里都是没有身份的底层人。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需要怎样的精神麻醉才可解脱？

更要命的是，罗炼读书所造就的精神，又使他脱离了身边这些城乡流亡者的精神纽带。在他所生活的空间里，大社会的日夜运转揉杂在轰鸣的机器化企业工厂之中，那里只讲究绝对顺从而绝不希望张扬个人个性，这一点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被马克思发现其中的荒谬，即工业化造成了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不惜一切的生存乃至无精神的生存才是最佳的生活方式。然而不幸的是，罗炼的精神世界不是如此简单，"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怀揣梦想成为最大的痛苦来源。他所思考的超越了他的身份界限，越过了能够作为身份认同的群体，以致他所想的没有人能够思考，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没有人能够缓解，在一定程度上，他成为了这个人群中的精神异类，按照正常社会的说法，属于精神病态的一群，成为上世纪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称的"被理性的隔离者"，他不得不"使自己变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所付出的代价是是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变成了绝望的精神隐居者。这样长期割裂的生活状态，永恒流亡的生存感觉，远远超出了一个二十四岁青年所能承受的能力。

罗炼改变自己生活的空间也非常狭小。在介绍他的文章中说他"在2003年职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后在家人帮助下到珠海一家制衣厂负责发材料。后来再到印刷厂打过工，推销过太阳能，进过咖啡厅做侍应，做过1年小区保安，跑过地产推销，出走之前的工作是油漆工…"这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不多，他所能做的只有这些勉强维持生存的职位。如果他想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他需要拥有十数万或数十万的资金才可以办刊办报，如果他想实现自己的企业梦想，除了数万元的启动资金，还要准备数万元的流动资金，如果他想实现自己的教书梦想，他需要有高学历证明和国家教育机构的认证。但这一切对于罗炼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他没有可能实现自己想要的身份，除了劳动以及勉励维持的生存，已经享受不到任何的公民权利，正如阿伦特所讲的那样，他失去了这个国家。

他面目模糊，怀揣梦想，流浪四方，留给他的只有绝望和无法补偿的爱。在罗炼遗留的日记中，他写道："2008年5月身在人群中，却总是形单影只……母亲的猝然离去，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渺小……对于父亲，那份无与伦比的爱，我唯 有感到无地自容……每当看到周边衣裳褴褛，老态龙钟的身影，我都感到后怕，惟恐自己也将这样庸碌一生。也许是该坦然接受，而我却无法释然，我还有太多的憧憬…"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今日打开宋以朗先生网站，看见上悬挂一篇文章，叫做《新闻自由背后的中国与西方》，文章署名宋鲁郑，看其自我介绍，方知此人极端反对民主，信奉国家之上，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是一法国人。按照我外交部的口吻，一法国人竟无端指涉我国国体，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谨在表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

宋先生自称海外留学，然其无知无识，让人惊讶。

该文写到："大名鼎鼎的英国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都是政府拥有。英国的路透社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主所有，实际上受政府控制，是英国的官方喉舌。(如果中国向西方学习，一些媒体是否可由"三鹿奶粉"、"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控制？)"
宋先生既然反对新闻自由，反对新闻媒体由私人财阀控制，可实际上又说什么"大名鼎鼎的……都是政府拥有，是么私人也实际受政府控制，是官方喉舌，不知道宋先生究竟对此是批评呢，还是赞誉呢？倘若是批评，不免对我国政府媒体现状进行攻击，实在是"误伤友军"了，如果是赞誉，岂不是又前后矛盾？这倘大的一个乌龙实在不可思议。宋先生还一笔抹杀英美自由办报的公民权利，似乎在美国只有美国之音，英国只有BBC一样，又不知是否阴谋论学的太多，居然认为什么都是受控制的，如果是这样，请问宋先生，是不是认为所谓新闻自由就是媒体理应不受任何控制呢？以宋先生括弧中的比方来看，明显对三鹿奶粉集团的新闻所知不多，毫不知晓是如何出现这样一个三鹿集团的，尚有胆以此来讽刺，真是让人敬佩莫名。

再看宋先生的论点："第一，法国媒体基本上可以批评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批评总统等高级别领导人。但也有例外。"并以例外来反正西方媒体也是不自由的（这当然也是乌龙了，不论），但是殊不知，在某些国家至上的新闻媒体之中，这前后似乎要颠倒一下，"媒体基本上不可以批评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不可以批评总统等高级别领导人。但偶有例外。"不知道宋先生是不是要达成这样的效果呢？

"第二，法国媒体不能挑战或否定法国的价值观，不能否定这个现行制度，这就是第一个底线。就是法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媒体都不例外。"白某孤陋寡闻，不知道宋先生所称法国的价值观究竟为何，还请明示。而对于不能播报所谓多杰雄登派的事情又是从何媒体得知，难道是道听途说不成？对于德国之声的争论至今未休，宋先生在这里却下了结论，果真是一幅国家主义的强硬嘴脸啊。不过，如果把一个一向以批评为主的媒体变成一个以赞扬为主的媒体，直如把央视人员充实到德国之声，改称中国之声，对于如此的做法，不知道宋先生认为哪一个政府或自由媒体可以容忍？

宋先生以下的观点大致雷同，又臭又长，毫无新意，让人倒胃口，在此不再辩驳。宋先生还笑称如果中国书店摆满反法的书籍，将会如何？白某不知还有这么多的反法书籍，如宋先生有暇，可否开列书单，鄙人极想一试，采购回来。总而言之，宋先生以媒体表现作为基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媒体没有做到完全自由、完全公正就是不可取的，并以此来说明那些指责其他媒体不够透明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殊不知媒体不是上帝，无论是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于媒体来讲，这是一个永远的追求。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讲，媒体的存在还意味着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可以享有办刊办报的权利，实际上也就就拥有了可以采取对政府、媒体等公共权力的监督权利，如果没有这些，那么这些权利就不是完全的，甚至是没有的，在此基础上，丢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对其它权利的争取手段。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民众，就极容易沦为政治工具，而成为极权的牺牲品。宋先生据说在海外观察多年，官至秘书长，对此等方面不会不知，不知为何对此却不置一词？

宋先生还有雄文驳斥颜昌海先生文，言辞凿凿，自称在法国就任秘书长多年，以致于看透民主，实在不堪中国运用，从文中看，大有说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灾难的意思。但宋先生明显对于民主所涉不深，不知道民主制的政体构成，实在不仅仅是"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也不明白法国的半总统制和美国不同，和英国（当然，宋先生绝口不提英国）的制度也不相同，制度下的环境也有非常大的差异，而且明显民主制度作为巩固的测量也欠了解，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团，浆糊一样，却敢放胆侃侃而谈，这留学出来的精气神还真是让人佩服。又声称"何以辛亥革命几年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抛弃了民主共和：袁世凯走向皇权专制、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并模仿苏联重建了国民党，其后的蒋介石更是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随后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苏联模式。难道这些政治精英不明白民主是好东西吗？非也，非也，实是他们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血的教训下，在亲身体会了西方民主之后，最终得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并在行动上终结了民主在中国的失败实验。"岂不知当时的中国连一个完整的国家都不是，又何谈民主共和？白某识浅，实不知宋先生是怎样认为中国民国时期是在实践民主的呢？

洋洋万言，尽是胡说八道，这样的智识犹敢指点中国政体，实在让人不由大笑三声。以我的看法，宋先生不如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做民主下的法国人吧。

二零零一年，我在散步的时候遇见一位老人，按照后来的说法，也许应该叫他做苏格拉底吧，但终究，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那时正值黄昏，黄色的阳光铺在地下，四处都是落寞的感觉。北方的秋天，又是肃杀之时，而我当时，也正沉在无语的时期，满心幻想离开这个世界所应有的生活，是否应该纯净无为，充满美好，而不是全靠这世界的粮食，四处充满争斗。因此这样的遇见是很难得的，苏格拉底年龄远过于我，所思所想也让我有很大的感悟，只是那时没有设备，现在只能凭回忆再写一些，聊作纪念，至于文字的体例，就不再管了。

我想世界有太多的虚妄，而人的欲望无穷，在这无边无际的空间，人的生命短暂，这一切想来都让人绝望，至于未来，又是如何悲观？

这想法一点也不够新奇。中国的生活一直都有这样的例证。按照现在人的说法，中国的古人喜欢消极遁世，或是在政治上过多参与，但其实，无一不是对这个世界的回应。他们没有选择自杀身死，是因为他们都希望乃至实实在在的选择了面对。消极也是一种态度，他寻求的自我安慰，也要靠近这个世界的终极，否则就不会效果，如果连自己都说不过，还可能消极的下去么？中国的文化造就了禅宗，这态度后来又影响的其它的东亚国家，实在的说，他们都选择面对了现实的生活，无论是拯救也好，逍遥也好，都是一种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找到位置的一种方式。我们一直以为，这世界是虚妄的，而人的欲望无穷，以至于绝望，但实际上，人生存在这个世界，需要怎样的勇气？每一次的思维战争，每一次的现实失败，都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练习。这就是你的世界，它等待的正是，你所赋予它的意义。那么你究竟打算赋予它什么意义呢？

是啊，意义有千万种，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似乎哪一个都是对的。如果放置在这无穷的时空中，哪一个又有什么关系？

那么屠杀也是意义的一种，以我们的观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了。但是正如这千年的争论可知，越来越多的屠杀几乎使人类趋于灭绝的状态。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有生的人，是否应该由他决定如何去死？反过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短暂，但从你的心中可知，仍然希望过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生活可以是美好的，和平的，能够有幸福的存在的世界，不是这样么？只有是这样，我们才可以讨论人的未来与现在，否则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如果人只是在一个无意义的时空里存在了短暂的一瞬，而这一瞬其实是可有可无的，那就是彻底的虚空，毁灭掉一切的理智可思考的边界，也毁灭掉人可知的过去与未来，通向了一个自我制造的黑暗。人丧失了希望，丧失了一切追寻的渴望，这是你需要选择的人生么？

In my time streets led to the quicksand.

Speech betrayed me to the slaughterer.

There was little I could do. But without me

The rulers would have been more secure. This was my hope.

So the time passed away

Which on earth was given me.

 

3.

 

You, who shall emerge from the flood

In which we are sinking,

Think --

When you speak of our weaknesses,

Also of the dark time

That brought them forth.

 

For we went,changing our country more often than our shoes.

In the class war, despairing

When there was only injustice and no resistance.

 

For we knew only too well:

Even the hatred of squalor

Makes the brow grow stern.

Even anger against injustice

Makes the voice grow harsh. Alas, we

Who wish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kindness

Could not ourselves be kind.

 

But you, when at last it comes to pass

That man can help his fellow man,

Do no judge us

Too harshly.

 

translated by H. R. Hays

再见吧，巴黎，我们离开你越远越好；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

——卢梭

 

 

中国面临的危局再一次转向内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和机遇，中国人摆脱了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尴尬境地，但是作为民族发展所需的内部力量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人现在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这种紧张的暴力境况来源于内部的相互掠夺、攻击、仇杀和信仰的崩溃。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缺乏开眼看世界的能力，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自大和骄傲是一种有缘由的自信的话，那么现在，则更多的被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所结合产生的魔鬼支配。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主动选择在弱者的地位俯瞰世界，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正因为政府需要人们这样做，才会产生今日的结果。而满清末年，中央政府却缺乏这样的能力。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更大的危险。这个奇怪的古老世界由此面对着两方面的暴政深渊。

 

相对比而言，现在的中国政府比清政府掌握了更多的现代化自愿，用以驱使人身体以及信仰的技术手段，比如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而且相对于清政府而言，政府由此产生的控制能力使清朝末年的政治家们望尘莫及。如同雅各宾派那样的俱乐部形式比如康梁等组织的强学会，那时已经初具政党模型。这样的努力在今天将不会再被允许，甚至同样利用强大的现代化工具来挑战政府的努力基本也是枉然的，政府既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一旦产生挑战，挑战者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更可能担心由于长时间的信息堵塞而造成一旦有负面信息，必将会被无限扩大的惊恐局面，这都不利于一个用力量统治的政府组织。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的弱势精英们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众所周知，当强大的冰山被掀开一角之后，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后面究竟是有多少未知的利益被掩盖，而这被掩盖的一切，在现代民主社会，看起来对民众是不公平的。不公平一旦被公开化，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种不公平主要由于信息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政府以及与政府组成的强势集团所成就的权力垄断造成的。中国目前的最高权力比较相象于柏拉图和卢梭一脉，但是对他们而言，占据中国政府这一职位的理应是哲人王，或者是道德上帝，他们掌握众意并走向公意，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运用或放弃公共资源，这样才能构成权力的合法存在的基础。然而正如后世所看到的一样，政治技巧的缺乏使哲人王往往被僭主代替。在中国，同样不能实现哲人王的完美统治，恰恰由于对人性善的期待和设计，导致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人们比较容易的选择放弃公益，而转向掠夺。由于它的简便和易操作性，加之现代的科技手段，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包括公共资源，包括公众权利，包括财产，或者说，直接全方位掠夺人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的全方位运行，并达到强势集团的最大利益化。它排除了大多数人的参与权利，而集中精力做一个小群体的圆桌会议，这样，一个由大多数人同意并维护的少数人政府组成了。虽然有很多人不满，但是最终他们将被强调，一切使可以接受的。恰恰是这一点，几乎被所有人认同，并构成了他们生活的边界。

 

没有疑问，相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次进行统治的权力合理法统就是科学和民主。事实上，正因为代表科学和民主的精英群体的参与，才共同维护了中国政府的运转。由于科举制度的被击溃，中国在很长时间失去了社会流动的常态，军阀时期它基本依靠军队和本地豪绅的力量来吸收和淘汰政治人员，之后文官制的实行和选拔在一定时期起了作用。然而当扩张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占据优势之后，文官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它怂恿并宣布生存权是重于一切的，并在此基础上推论出利益尤其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利益要高于伪道德。这样，文官制的选取方式不再注重私人的道德领域和由此基础而来的领导能力，它更注重的是维护利益和夺取利益的能力。从此真正掌握中国智力的大脑变异了，而人民，这个最容易被左右的群体缺乏真正的抵抗能力和免疫力，在近百年的战争中，这一点已经被多次证明了。

 

因此有必要回忆一下中国的民主和科学之路，正因为民主和科学所成就的迷信，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愚盲状态，事实上，民主和科学应该是中国的福音才对。而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中国民众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迷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古以来，这个国家的人民都继承着对教育和读书人表面的尊重，在科举制时代，读书也代表着可能改变命运的行为。这种有功利色彩的心理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五四时期的先哲们延续了这种命运，并希望改变中国的无序的社会结构，比照西方欧美，他们引进了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并把这一切提高到一个极端的位置。虽然他们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但是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先哲一样，他们忽略了具体的操作方式，理论上他们用政治哲学取代了政治学，这就使民主和科学变成了可以被从容支配的理论，在后来的道德制高点的夺取上，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职业化越趋明显的今天，这一切变得更加明白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听取专家或所谓学者的意见，由于复杂化的理论和操作程序基本与民众的隔离，这也因而成为越来越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真理和上帝被隐藏在里面，甚至生活的真实也被屏蔽不见了。也许这一切正在起变化，人们在长期的忍耐面前渐渐失去耐心，他们似乎意识到，之所以产生这些既得利益者，原因正在于，规则使他们制定的。这导致规则的变形和扭曲，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制定的规则只为他们服务，只是给予他们寻找藉口制裁和逃避，这一切的益处，与普通的民众居然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