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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4月29日

祈祷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恒的。
 
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惭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再我身上照常显大。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 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再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已经将至午夜,在这黑暗里,你们在作什么?我心疲倦惊惶,抄经而已。我将要选择什么,我将走到哪里,我将承担,一切是无可选择的。飞翔的梦想居然不是在天上成就,而是大地。我走了这远的路,得知的不过如此。
 
我们必将获得自由。这是 神允许的,我们将倚着我们的信心,无须在愤怒哀叹,时光慢慢凝聚,身影渺小,这就是要走向结局。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我们得到我们的,是苦难,是爱,还是罗马,是恺撒,就各取所需。
 
阿门。愿你的大能帮助我,扶持我走出去,不要恐惧惊慌,不要愤怒悲伤。
4月27日

推荐荒漠甘泉

我在网上找到中文和英文对作者考门夫人的介绍,可以相互印证补充。
 
Along with her husband, Mrs. Charles E. Cowman served as a pioneering missionary i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01 to 1917, during which time they helped to found the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When her husband's poor health forced the couple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Mrs. Cowman turned her attention to caring for him, and nursed him until his death six years later.  Out of these experiences and heartbreak came Streams in the Desert, one of the bestselling devotionals of all time, selling millions of copies in several languages.  Mrs. Cowman later penned six more tremendously popular devotionals, including Traveling Toward Sunrise and Words of Comfort and Cheer.  She died in 1960.(大意是:1901-1907年,考门夫人随他的丈夫在日本和中国传教,在那期间他们创建了远东传教会。但其丈夫生病使两人被迫返回美国。从此考门夫人的注意力转向照顾他,知道6年后考门先生去世。超常的遭遇产生了荒漠甘泉,这本畅销书发行数百万册,译成多种语言。她后来又写了六本,1960年去世。)
考门夫人原名丽蒂•伯德;1870年3月3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一个乐观善良的家庭。1901年,她与丈夫理查德•考门一同,在没有任何基金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在远东地区长达25年的宣教工作;足迹遍及韩国、日本和中国,并发起创建了远东传教会。在此期间,考门先生因心脏病而倍受煎熬,他们不得不回到美国,夫妻相互支撑,凭着虔诚坚固的信心和巨大的毅力,一次又一次地度过生命难关。《荒漠甘泉》记录的便是他们在这个艰难时期的心灵感悟,真实体验,书中同时汇集了大量布道、宗教著述和圣诗的片言只语。《荒漠甘泉》于1920年出版,迅速在世界各地传递,并且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其中有大量读者不是基督徒。
4月26日

《荒漠甘泉》4月26日 (转载)

《荒漠甘泉》4月26日



  “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力比书3章8节)。

  要发光必须先有损失。发光体受了相当的损失以后,才会有光照出来。烛不燃烧,根本便没有光。有了燃烧,然后才能有光。我们自己若不先有损失,就不能有益于人。燃烧好似人生中的痛苦。信徒必须经过痛苦,然后才能有益于人。可是我们见了痛苦,却常喜欢逃避。
  我们常想:当我们手脚轻健,身心强壮,能做大事业的时候,是能被神大用的时期。
  当我们被唤到一边,在苦痛中磨炼的时候,例如病倒了,或煎熬于患难之中,我们所有的活动都遭停止,这种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有任何贡献了。
  可是,我们若能忍耐,降服,我们就可确信,我们在痛苦中,对世界的贡献,更大于活动工作。我们此时正如蜡烛在燃烧,光明灿烂是从燃烧中发出来的。——译自《晚思》(Evening Thoughts)
  明天的荣耀,是因今天的痛苦。
  许多人只要荣耀,不要十架;只要发光,不要燃烧;但是我告诉你:十架是冠冕的先锋;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

6月12日

加强小学基础教育中的自我保护课

南方网讯,10日造成64人死亡的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洪灾原因初步确定,系200年一遇的强降雨造成的泥石流山洪。据黑龙江省水文局局长董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洪灾的原因为短时间、局部、突发性强降雨造成的典型的泥石流山洪。在洪灾发生前,沙兰河上游在40分钟内,降雨量达到150毫米-200毫米,属200年一遇的强降雨,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造成的山洪尚无法预知。另据中新网6月12日电据中广网消息,截至到6月12日晚上19:30,黑龙江救援抢险指挥部透露的消息表明,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因洪水灾害死亡人数已增加到92人,其中学生88名,村民4名,失踪人数尚无法统计,这个死亡人数还可能增加。
 
我想起我小时候遇到的一次水灾。现在想来,估计条件有一些是相同的,第一个,村镇条件差,不可能得知水讯的到来,只有大水逐渐淹倒眼前,才会想起逃命,基本已经晚了。第二个,小学条件也极差,老师们没有学过防护知识,学生们更是懵懂无知,因此大水来袭,只能等待死亡。第三个,村庄没有任何的抢救器材,也没有专业人员,需要从遥远的地方调来,这是必是有影响的。加之中国官僚的作风,死伤很多人也就没什么希奇了。最后就是善后工作了,一般而言,只要灾情稳定,其他地方的人员也就撤离了,官员一般只是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几次,而后就是国家的拨款,地方的拨款和各地捐款了,这就要数到民政部门,按我知道的规矩,钱是要分流的。就是衣物,也是如此。
 
我想,这次也没什么变化,几十年如一日吧。什么时候老百姓的性命被人放在心上过呢,关注的永远都是自己得前途和官运。别的不提,我只提议点,希望中国的小学基础教育里面,实行自我保护课程。虽然在大灾面前没什么用,但小灾也许还是可以活人命的。
5月11日

谁抗争谁流血——祭林昭

胡杰先生五年辛苦所作的《寻找林昭》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无论从哪方面而言,这都是勇敢的,它也为中国政府企图蒙蔽历史,以及多年的政治暴力作了旁注。中国是个苦难的民族,虽然历史悠久,但人民却很少摆脱腹中的饥饿,更不要谈自由了。因此对与幸福的要求非常简单,这似乎因而造成了国人忍耐的习惯。但也就愈忍耐,愈受到奴役,就越加不能摆脱饥饿的状态。对历史深刻如鲁迅者,也要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认为如此才能谈发展的。但恰恰不幸的是,林昭不是这样的,她似乎突然厌倦了生命,为了自由和正义,居然如献祭一样,向极权抗争。

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林昭这样决绝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而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一条后路,居然连认错也毅然拒绝,更不要提悔罪了。也许正如胡杰先生所提问的那样,基督教会的信仰给了她无畏的勇气。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命属于上帝,属于自己的信仰,而宁愿用鲜血来铺这条摆脱世俗奴役的路。即使在她临死的时候,也不见弃绝。上帝的公义和自由来自彼岸,这使她抛开对帝王的个人崇拜,睁开眼来看世界。对于当时连篇累牍的宣传,林昭表现出超然的清醒,紧守常识不放。那当然是危险的,正如当年的同学在后来接受胡杰采访时说的那样,“林昭,说的都是常识,但常识就是反革命。”这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当革命成为杀人的利器,染红了河水的时候,此时的林昭也正如因流血太多而深深厌倦的丹东一样,开始追问,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为何会如此疯狂?她在诬蔑他组织反革命的判决书上写道,我,应该说在联合40年代国内留下来的所有反独裁的战士们,在一次抗争,追求我们的自由。可惜时代已经变化,“这个党疯了”,这个她狂笑一天的结论,使她只有用鲜血来终结一个时代的荒谬,为一个疯狂的民族洗刷罪和恶。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悲哀和耻辱。

林昭的抗争燃烧着当时未泯的良心。两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冒死前来,希望和她组办刊物,这也终于决定了她后来的死。正在这前夕,瘦弱的林昭在家养病,还在考虑着远在千里的同学的命运,寄去了可比黄金的35斤粮票。她的说法是,“我很受,吃得很少。”1960年10月,林昭因《星火》犯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1年5月,囚于上海。1962年初保外就医。1962年12月再次入狱。狱中不断写信控诉,1964年9月26日,林昭的纸笔被狱方收缴了,此后就用鲜血书写。她体内的能量令人震惊,似乎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极限,她在监狱里无数次的刺破身体,用红色把自由涂抹在囚禁她也囚禁中国的狱壁上。林昭的鲜血也许可以把囚禁它的监狱染成红色。一直到被枪决,四年当中,几十万字用鲜血写下来的控诉如火焰一样,跳跃着生命的灰烬。和张志新不同的是,她直到还是一直清醒。这个力量,也许根本就不是人间所有,自称自由战士的林昭,也许更称得上圣徒的名号。摩罗在采访中说道,在林昭的诗文里,她不断重复的,很多的一个词就是苦难。她,这个坚强的姑娘,内里燃烧着热血的姑娘,这个无数次深夜在未名湖哭泣的姑娘,毅然背起苦难,受难前行的姑娘,是不是听见了在中国大地上人民的饥饿,和到处啼哭的声音?她以她的死换取了我们耻辱的生,但她的死却终究不能使罪恶昭显。多年以来,我们还在黑暗中默默麻木,而不知多少人的鲜血洒在大地上,祖国,这黄色的土壤,正日益变得殷红如血。而我们的林昭,却已消逝无踪。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为死刑的判决。林昭当即刺破自己的血管,用鲜血书写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即被枪决。林昭是不屈服的,倘不然,也许就不会死。林昭1960年被捕后,林父自杀身死。林昭死后,林母巾帼英雄许宪民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后摔倒在于上海街头,但反革命不予抢救,遂死。死后中国政府为做尸体解剖,不准立即火葬,压至两日后。林昭尚有一弟,失踪。彼时家破人亡,林妹伤心之余,远赴美国,见就于巴尔的摩。

是为祭。

5月12日

4月11日

虚无的生命之城

虚无的生命之城

 

           ——同他的前辈诗人兰波一样,海子的命很短。

           ——怀念成为一种病。

 

 

一、向北燃烧的烈日

 

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因海子而显得诡异。按照现代的精神发展倾向,进入后现代诗歌领域才是真确的景色。但在8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青年写诗人群中却无法抹掉一个人的阴影,使他不肯或不能专著于破碎的现实生活整体,把目光投向了虚无而高蹈的麦地之城。这座城池单纯而简单,冰冷且荒凉,但又焚烧着永恒的大火。这就是海子用全部力量所构筑的诗歌世界。这个世界凝聚了海子的鲜血和迷梦,他也因此付出了头颅。在这个角度上,如果说顾城的诗歌是童话王国,而海子的诗歌世界则无疑就是一座生命之城。

海子是用生命来追逐诗歌的光芒的,和他的前辈诗人兰波一样,他没能活久。在孤独的活到1989年3月以后,他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了却了自己在凡俗的生命之旅,把灵魂交付天国。在遗书中他如此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这句话似乎无意中显露了海子死亡的另一层真义,即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并非人类,虽然也并非全无关系,但真正的致命一击在于他辛苦的用鲜血所追寻的诗歌挤压。在最后五年的天才生涯中,诗歌的命运已经成为他的命运,诗人根本无法容忍自己写不下诗或者写不出诗的无所把握的生命,那么唯一能结束这种状态的既是向自己展开最后的杀戮。海子在诗歌中早已解释也概括了自己从始至终的生活过程,老早的写下了先知般的预言文字:“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日子近了”,圣经上说。在昌平的最后的日子里,海子也许明确的感受到一种冥冥中的死神压迫。他似乎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事业已经走向和创世者相同的一条路径。他已经掌握了太多的秘密。为了一个关于人类本初的寓言,已经必然要进入死亡之境,和死神争夺国土。而这构成了他诗歌之城的最悲壮也是最耀眼的一道光芒。在自杀前夕,他不断的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我到达了不应到达的高度”,“晚霞燃烧,厄运难逃”。然而,他已经不能退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摆脱这条不归的的道路,在生命的艰难时刻,居然固执的以最后的余力疯狂向太阳核心奔去。“我走到了人类尽头”。当一切的一切豁然明朗之时,整个世界的色彩已经失去,在世俗的生命成为多余。语言再不能成为此生的寄托和生命之本,家园沉默。面对这个悲凉的世界,海子默默的写出了自己最后的结局,“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他结束自己多年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亡,在那一刻,也许他如释重负,“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这轮向北燃烧的烈日,已经燃尽了他最后的精神和气力。结束自己疲倦的旅程,带着自己的麦地之城,回到他久别多年的精神故土,是这个世界给他的唯一的最温暖的安慰。

 

 二、幸福黑夜的旷寂之歌

 

西川曾说,他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的《与魔鬼做斗争》中论及荷尔德林的篇章中想起了海子。那段文字是:“回归和向上是他心灵追求的唯一方向,他从不渴望进入生活,只想超越生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任何与世界的联系,即使在斗争的意义上。”这句话概括了海子的悲剧性格和他诗歌的哲学基础。海子在大学期间虽然专业是法律,但在求学的四年中,他也大量的涉及了德国古典哲学,西方美学和先秦的文论,这使他的知识结构呈现出从中西两个方向一起奔向人类文化源头的趋势。准确的说,是从已知奔向未知,从光明奔向黑暗。他所要寻找的部分已不见于人类的任何典籍,如果寻求答案,就只能无可奈何的独自在生命中艰难的探索。所以在《诗学:一份提纲》中,他竟然以创世纪的形式记载下了诗歌的生命历程,并肯定了《圣经》和人类集体造型的创造性地位,于此他还预言,人类将进入由个人创造诗歌生命的历史进程。这无疑表达了他向往构建史诗的雄心和梦想,以及渴望刀削斧劈的创造性行为的建世欲望。但毫无疑问,如果他走向这条路,即意味着他走在了“生”与“死”交战的路途之上,这条路漫长却毫无间隔,而能和他走在路上的生人已经绝迹,晃在他眼前的只有先知和他所称的“诗歌王子”。可以说,海子所进行的诗歌王国的构造所选择的对手是死者。在他们那里,他为自己的王座而争斗。这也注定了海子避开了人类的非精神领域,沉迷在自己的城市里,用血肉之躯抵御起寒冷和暴烈。

海子是孤独的,而且他孤独的只剩下诗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让他看的比诗歌更加重要。在这条路上,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与他一起前进,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无比独特。即使海子在现实生活中有朋友,甚至还有周围的同事,但相对而言,这些人只是缓解着他外部的欲望,却无法消止他诗歌中内部的饥渴。他只能“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是情人/有夜难眠,有花难戴/满腹的话儿无处诉说”。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孤独的诗歌之旅才迫使他进行现实中实质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对于一个绝对的诗人来说,诗歌是最私人的东西,他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别人理解。但海子年轻的生命却无法容忍自己光芒四射的诗歌成为废弃的垃圾。他因此被迫大声歌唱并希图理解。在他的心目中,诗歌的生命已经远远大于他自己,他放弃生活,在世俗中为自己的道路寻求理解,实在是希望自己的诗歌中的命运之语能被人倾听。在遭到最初的误解时,他满含委屈的在《诗学:一份提纲》第一章《辩解》中辩解着自己写诗歌的初始以及最终目的,并再一次把自己与之合为一体,从现实中分离了他自己。他如此写到,“我写诗歌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在诗歌中他又如此写到,“我不是要苦苦诉说/不是在青春的峡谷中/作出叛徒的姿势/我是我心头难受的火啊”,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含着希望表达了一点自己的愿望:“我写下这些沓长琐碎的诗行,愿你们能够理解我,朋友们。”这个愿望在他死后也没有得到真正实现,理解他的不需辩解,不理解的辩解也是无用。

在这种元素的压迫下,他还部分的说出了其中的一些主导的力量,这就是他毕生所构建的麦地之城,在荒凉的理想中升起的天空和大地。他不住的让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行为作出辩解,希图解脱出麦地对他生命的苦苦相逼,在《答复》中,他如此大声喊道,“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的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颗虔诚和悲壮的麦地之子的赤诚之心,已经清晰可见。诗歌给了他苦难,也给了他苦难中的幸福,在无边的黑夜奔走的时候,生命给了他辉煌的力量和光芒使他看见了创造中的爆炸般的幸福,以致他又惶恐的说出了,“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的光芒和情义”。在长诗《土地》完稿之后,他更是被一种无与伦比的感受笼罩,按照他的诗歌的表达内容来看,是在一个漫漫的兴奋的黑夜中完成的,在黎明时刻,他写下了《日出——见于一个无比幸福的早晨的日出》:“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的身体象一个亲爱的祖国,血液横流/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我再也不会否认  天堂和国家的壮丽景色/和他的存在......在黑暗的尽头”。在此刻,他完全是乐观的,他看见了生命的辉煌之景和自己诗歌天堂的未来命运。他自杀之后对照他短暂的生命旅程,这一句又何尝不是他先知般的对一生的预知之言呢?

 

流亡中的战争王子

 

自从他选择了诗歌作为命运,或是诗歌选择了他的生命,海子就开始流亡于人类的精神虚无之路和中国边远的大地之上。可以说,他由于精神的无可归依而被迫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自我放逐。在这过程中,他开始提起故乡、家园、言说、石头等等固定或流动的物质。 这表现出海子对于稳定状态的向往和对流亡状态的难以摆脱。在无边无际的寂寥中,海子写下了自己无奈的流亡旅程,“我从大海来到落日的正中央/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又表现着黑夜中独处的孤单,“我戴着漂泊的屋顶/灯火吹灭我/家乡赶走我 来到酒馆和城市”。在孤独流亡的诗歌生活中,他很迫切的希望回到故乡或是找到一块落脚之地,结束这四海漂泊的日子,但是对于稳定又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拒绝,使他的诗歌内涵充满了矛盾。在《石头的病或七八年》中他写到,“被大理石同伙/视为疾病的石头/可制造石斧/以及贫穷诗人的屋顶/让他不再漂泊,四海为家/让他在此处安家落户”。在《秋天的祖国》中,他又如此写到:“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 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从北京这座被视为首都的城市向西而行,走过了西藏、青海、内蒙等很多地方。这似乎是某种冥冥中力量的驱使一样使他不能停歇。

这力量大约就是诗歌的内在生命。海子一直顶承着诗歌的命运许诺,在诗歌的王国里冲杀,在《一份诗纲》中他将之象征性的称为为争夺王位与诗歌王子而进行的的诸神之战。而他一直不停歇的进行的正是这个使他难以放弃的王子事业。在1987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因为全身心的沉浸在诗歌的创造里,任何别的创作和活动简直被我认为是浪费时间......这样的日子可以称为高原的日子、神的日子、黄金的日子、王冠的日子。”并说:“在热带的景色里,我想继续完成那包孕黑暗的光明的太阳。真的以全部的生命之火和青春之火投身于太阳的创造。”在《诗学:一份提纲》中,他将自己明确的归入太阳王子的类型,他说:“有时,我甚至在一刹那觉得雪莱和叶赛宁的某些诗是我写的,我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们已融为一体。”“我通过太阳王子来进入生命。因为天才上是对生命最辉煌的现象之一”。

在海子这样的生命燃烧之中,他的诗歌语言表现出坚硬的色彩,带有一种血色的英雄悲壮气质和赤裸的语言暴力。唐晓渡这样描述过他的状态,说“他的独一无二来自将个体生命直接化为诗歌光焰的渴念,来自他孤军深入的勇气和‘只能如此’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特点明显带有《圣经》《可兰经》这类经书的强硬方式,表现出不容质疑的咬牙切齿的暴力的悲愤。如“今天有家的  必须回家/今天有书的  必须读书/今天有刀的  必须杀人/草原的天空不可阻挡”(《飞遍草原的天空》)“我需要你/我非常的需要你/就一句话/就一句”(《诗人的最后一夜》)在论及荷尔德林的诗歌为何很短的时候,他说到,“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在他的诗歌中,正是用最精练的词汇毫不犹豫的表达一种直入心脏的无法阻挡的感情,以此一刀致命,不需要再多的罗嗦。这里面也一样正是包含了太多的痛苦。这一些短小的丝毫不容置疑的语句正是一种决然的无法回头的绝望反抗。

这语言的暴力和他的王子战争也是相辅相成的。他所进行的战争正是需要无比强大的力量,在他的诗歌中,他甚至多次描写起这类的景色,如“我就是那飞奔的裸着身子/驮着死去诗人的马/整座城市被我的创伤照亮/斜插在我身上的无数箭支/被血浸透/就象火红的玉米”“日落时分的部落/晚霞映着血红的皇后/夜晚的血,梦中的火/照亮了破碎的城市/北京啊,你城门四面打开,内部空空”。这一场用全部生命来进行的角逐,几乎是步步都用鲜血铺成,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典型的红黑色彩,构成了一个决然而悲壮的死亡之旅。他用尽了全部的心血在他的诗歌里完成了自己的英雄梦想,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太阳之城。

 

浇祭虚无的鲜血梅花

 

海子的具体死因已经无法考证,这个谜团的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海子最后的生命一直挣扎在死亡边缘却是事实。死亡压迫他的诗歌语言呈现出血色和黑色的质地,在他的后期诗歌中尤为显得明显,海子也无数次在诗歌中直接提起死亡。“死”在他的诗歌中成为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如“女儿它不会属于死神/它不会死亡/就象我必然活不多久一样”(《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死亡是事实/唯一的事实/是我们天然的景色”“除了死亡,还能收获什么/除了死的惨烈,还能怎样辉煌”(《太阳断头篇》)甚至,他对死亡从心中还有着某种朦胧的带有解脱性质的期望,“如果我死亡/我将解脱/我将鲜花怒放”(《太阳土地篇》)“我把天空还给天空,死亡是一种幸福”(《太阳弑》)“我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空”。这种绝望的渴望死亡的幸福情绪叫人悲伤。但这也许是海子早有预兆的一个表象,他的死,只是时间问题,他已经艰难的挣扎多年,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而干净的死去是他自己的事。

海子的死亡与他的哲学基础建构十分相关。他把一切的生命之质放在了诗歌上,希图追求史诗的宏大梦想,他的长诗和短诗的构造基础都脱离了现代这个烦扰的俗世,直接源文化的痕迹倒退向远古,冲杀到人类的生存本体。为了构造人类生存中的元素性力量,海子从琐碎中抽出永恒,以之为骨架去搭建了自己虚无的麦地之城。用基督的话语来讲,就是,他的“国属于别一世界”。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是决绝的抵触,在本质上,他是个灵魂洁净的人,是一个在神与摩罗之间艰难争斗的歌者。俗世的一切与他相距遥远,无法给他希望和幸福,无限复杂的人的心灵又使他疲倦而绝望,在诗歌的悲凉之中,他无奈而决然的穿行于虚幻之中,已注定在天空之中他的突然死去。

“一切死于中途”。海子一直在讲述他的命运。或者说他已经为自己的命运唱完挽歌。他心中已经清晰的知道,“我在人类的尽头/抱住一个宝贵的诗人痛哭失声/却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黎明和黄昏》)。在最后的时刻,他反叛似的挥霍着自己的生命之质,要“加快生命和死亡的步伐 挥霍生命 挥霍死亡”。他的死成全了他的生命。“有的人死后方生”。而海子无疑就是这样的诗人。

 

 

 

4月5日

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剪报)

 

       4月3日凌晨,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逝世。这带来了天主教内很大的悲痛。这悲痛逐渐飞起,连带了数不清的人们。举世同哀,是对这个老人最大的敬意吧。(见基甸文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若望保禄二世,乃依天主教圣经中译本习惯译法,中国官方译作“约翰保罗二世”,有译者提出批评,指责官方不严肃,或者就是无知。
 
       保禄二世担任罗马天主教皇长达26 年, 是罗马天主教历史上任期第三长的教皇。他也是455 年来唯一一个不是意大利人的教皇。 
 
       若望·保祿二世是第一個访问英国的教宗,在那里他与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英国国教的最高管理者會面。

1984年,他成为第一个访问波多黎各的教宗。

1999年,他访问了罗马尼亞,并与当地的东正教主教会面,这使得他成为自从1054年的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個拜访东正教国家的教宗。

2001年, 若望·保祿二世重拾聖保祿当年去过的地方,在地中海进行朝圣之旅。他从希腊前往敘利亞,然后再前往马尔他。他是超过一千年來,首名到希腊的教宗。
 
       他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探訪相传是施洗者若望被拘留的Umayyad Mosque回教寺;是历年來首位探访回教寺的教宗。
 
       也许保罗二世还是历史上行程最长的教皇。他的“境外游”达到了102次,总行程116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9圈。目前地球上194个国家,圣足所及达129个。 此外,他在意大利境内巡幸143次,在他直辖的罗马主教区达301次。在离开梵蒂冈720天的日子里,保禄二世进行过3078次演讲,在全世界发表“圣谕”2400次,听众无法计数。  仅1995年那次规模最大的马尼拉圣礼,估计就有400万人聆听。他的波兰行每次调动前来瞻仰圣容的信徒与同乡多达1000万人。在他在位期间,出访过的地方比前任所有教宗加起來次数还要多。保禄二世开创了罗马天主教会与全世界的对话,因此被誉为“路上的教皇”。 
     
在走到人生最尽头、步入天国大门之前,统领罗马天主教廷超过四分一个世纪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仍费尽最后力气安慰教廷事工不要为他难过流泪。意大利《世纪报》称卧病在床的教宗透过助手写下字条,表示已将自己托付于最喜爱的圣人玛利亚,并著意事工门欣然面对其离世,字条说:我很快乐,你们亦要一样,让我们一起欢欣祷告。」病重时的教宗仍表现出坚毅及安详。
       
    数名枢机主教被奉召到教宗的床前跟他道别,意大利枢机主教蓬佩达形容,教宗躺在铺上纯白被单的大床上,身体驳了很多喉管及滴液装置,一名修女及教宗私人秘书齐维茨大主教则坐在一旁。当齐维茨通知教宗有人到访时,教宗随即张开眼睛直望著他。蓬佩达说:「我被他那动人的笑容迷住了,他显然想我告诉我他是认得我的。我知道他说跟我打招呼,他几番挣扎想说几个字,但他不能。」他形容教宗当时并没表现出任何痛苦神色,虽然其呼吸仍然困难,但没有像平常一样喘气。
 

      保禄二世一生对自由非常珍重,反感独裁和屠杀。东欧的巨变,智利等原独裁国家的改制,似乎都与保禄二世的来访有关。他在古巴的行程曾引起政治地震,古巴公民运动的死灰复燃今天仍受到卡斯特罗的残酷镇压,而这一复燃同样取火于1998年1月的教皇来访。在巴拉圭,海地,菲律宾和尼加拉瓜,保禄二世之行引发了同样的政治地震。
     
       
       也许他至今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踏上中国大陆。在他临去世时,仍牵挂在心。保禄二世去世后,外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中国的态度颇值玩味。这当然不但源于宗教的关系,还和保禄二世与中国政府长长的交往息息相关。
 
       2000年10月2日,保禄二世加封120烈士为圣徒,其中有87位敏感华人。中国外交部大为震怒,发表声明谴责梵蒂冈把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封为圣人,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和侮辱。(见bbc)但罗马教皇约翰保禄二世不肯就服,吁请中国政府宽恕被封为圣人的传教士可能犯下的错误 ,请求政府不要给中国人民压上了沉重的历史负荷。他还表示,希望世人了解被加封的这些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们勇敢和忠诚。一直以来,保禄二世所代表的梵蒂冈政府还与台湾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关系,这当然更是中国官方所不能容忍的。
 
       就在保禄二世病重期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保罗二世早日康复,但仍坚持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以及应该与台湾断绝往来的立场。保禄二世去世后,虽然中国官方不承认教宗的权威,但是中国虔诚的教徒们还是进行了守夜祈祷。 得到官方许可的北京南堂星期六早上举行了弥撒,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参加。(见voa) 而中国官方发言人刘建超在教皇去世后则表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对历史上教会某些人对中国人民所犯的错误表示歉意,并表示教廷与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这些提法对改善中梵关系是有益的。
 
       1979年,保禄二世回到波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聆听教皇要求“更新”国家的祈祷。波兰的抵抗运动从此扩大。1983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再次返回故乡波兰,到华沙机场甫下飞机,就像在押的政治异议者致意,他说,“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不能见到所有的狱中苦难者,但我要求你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一如往日。”波共主席雅禄泽尔斯基不信教,但在总统府和教皇见面后,他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皇,这个穿白跑的人,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波兰天主教为波兰的自由之火的保存,具有重大的意义。
 
若望·保祿二世至为谦卑和善,他曾经发表过一些有关教会与犹太人关系的演讲,并经常对在犹太人大屠殺牺牲的犹太人人表示敬意。
 
       1979年,他成为了第一个访问波兰奧斯威辛集中营的教宗。他还是少数在犹太文化下长大的教宗。2000年3月,他访问耶路撒冷,他说:犹太人是我们的兄长。一些人认为这是天主教承认天主教是由犹太教所分出來,而耶穌最早的跟隨者是犹太人。
 
       近些年来,约翰·保罗二世一直关注着与犹太人对话的必要性,他做出了宏伟的壮举,跨过台伯河去访问罗马的主要的犹太教堂,这对教皇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据罗马犹太人所知,他们的社区比最古老的基督教堂皇还要老。当圣彼德和圣保罗来到罗马时,人们已开始在诵读摩西经并且在罗马帝国的首都里过着安息日。
 
       旁观者回忆说,当纪翰·保罗二世在犹太教堂发表演讲时,他时常情难自持。在他还是孩子时,一次他同父亲就曾去过他们村中的犹太教堂去合唱“Ani Maamin”(我想信),这首歌曾为被判罪的犹太人在从集中营到毒气室的路上所吟唱。当合唱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时,教皇鞠躬致意并以手掩面。 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健康状况越来越糟, 可他在最后几年的教皇任期里仍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而且尽管当他向信徒挥手祝福时感觉越来越沉重,但那仍指向着更宽广的天地。
 
      但上帝已经召唤他,他把那宽广的天地留下了,独自走上天国的路途。 
       
     在这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春天,谨以此纪念那个穿白袍的感动无数人的老人。

 
3月19日

十字架下的悲悯和谦卑

十字架下的悲悯和谦卑
 
     
对于羽毛兄的指责,我都不愿意承认。我既没有指责基督徒四处传教因而造成众矢之的,也不曾以福音为耻。对我而言,这些指责都是无妄的。我一直很希望分清传教士和基督徒在公共领域内作为的不同界限,虽然这艰难到几乎不现实。因此在前一篇回复基甸兄的文章里,只是对部分基督徒不分公域私域无论方式方法,无限度的进行传教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在我以为,无论怎样的进行传教,都应该以基督的精神为线。相对于羽毛兄所认为的我“希望表现出有礼貌的沉默不同”,我希望的乃是基督徒应表现出“有礼貌的发言姿态”。在公共场合之中,秉承教中自由精神,给予他人以尊重和充足的选择空间,与其他的声音保持有礼貌的平等。在有限的公共空间中不要过度聒噪,以致让传播福音堕落为吵闹和诡辩。我认为应该明白的是,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让整个世界都被基督徒的声音占满的。更何况,我们信仰乃至传播,核心是爱和化解仇恨,倘若在此过程中造成歧视和仇恨,那却是如何的遗憾和荒谬?就象我们不喜欢他人攻击我们的信仰一样,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攻击或否定他人的信仰?简单的说,我们没有审判权,而神也不是辩论出来的,福音也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乃是靠近真理,靠近光,真理的光。我们做的乃是信奉,而不是无休止的辩论。
 
     
羽毛兄认为,我们传播福音,乃是因为我们掌握福音,掌握正确的真理,恰恰和羽毛兄不同的是,我从来不曾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这一切荣耀归属于上帝,而我,仅有的是谦卑。自见证基督以来,我一直对万物充满敬畏,从不对真理在手有过丝毫的奢望。但这决非是胆怯或谦虚,而是认识到生命之渺小脆弱之后,知道自己智识的边界,在惶恐中期望于“知”之中依靠神迹辨明方向,在“不知”之中能够不懈探求,时时刻刻保持尊敬。我深知,不是没有信奉福音的就一定比我们距神更远,这永远不是绝对的。因此,在大多数时候,我愿意和他们一道,共同抗争撒旦所播下的不义。我还这样认为,我们来,不是为争辩而生的,也决非在某一刻我们已经掌握真理,恰恰应该的是,在生命有限的轨迹里,我们能与众人一起承担十字架的悲悯和沉重,一起受难,一起悲伤,一起抵抗不义,一起见证生命的光。与神站在一起,不但是荣耀,还应包括承受基督的泪水和受难。经上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当然没有错,但那泪水同样流经不义的人,不是么?“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羊撒在旷野,去找到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忏悔,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究竟是要宽容,是要与所有人共同抗争,还是排斥我们认识到的异己,去争吵,去竭力在世上构建罗马的界限?帕斯卡尔曾说: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便形成骄傲。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上帝,便形成绝望。认识耶稣基督则形成中道,因为我们在其中会发现既有上帝又有我们的可悲。”这是需要我们倾听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正在与我们总要忘却如何在基督那里发现我们的可悲,以及由可悲而来的真正的谦卑的力量。我们的路漫长而遥远,远远不是语言所能概括,而保持谦卑、敬畏和怜悯,只是一种稳重坚定和无所畏惧前行的起始。
 
      
 羽毛兄还认为,在我表达基督徒的公共领域时,是在帮政府的忙和信仰自由的闲,我必须声明的是,我正是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在我这里,从来不曾认为人类一定要在口头上以基督为主,也不认为通过我们传播福音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实在的说,倘若你们对基督有信心,就应知道,战胜乃是必然的事。但这荣耀属于神,而我们只是尽己所能而已。本着一贯对不义之宽容的态度,又为何一定要使无所信奉的人在语言中服从入教?经上说,原谅他们,因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行的。信不信仰自有神意,这一结果决非你我所能左右,在世俗未曾形成见证基督神迹的日子里,且让凯撒的归凯撒,基督的归基督。羽毛兄认为,我以自由的神圣名义在做以福音为耻的事,事实是,我信奉基督,正因在这里以自由的生命,时刻以自由为荣耀。在本质上,我认为这是对自由真正的尊重乃至更符合基督的精神。信奉自由,绝不是以福音为耻,而是秉持福音的光。也许这是你所不能认同的,但这确实是我的想法。倘若换个角度说,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也应在公域内保持高贵,保持对他人的尊重,从而尊重他人的选择。作为一个基督徒,理应做得更好。为何却要更糟呢?需要申辩的是,所谓帮政府的忙我却不愿承认,我更希望政府能够这样认为,而不是羽毛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坚持做的就是力争言论自由,在写作中竭力减少自我限制,靠近自由的具有公民写作性质的境地。虽然没有多少的成果,但能成为为此而努力的人群中的一员,仍然让我骄傲和有信心。这之中,宗教信仰言论自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在逝去的历史中,基督徒不断进行内部的自我整肃,新教的迫害伦理以及圣巴托洛谬大屠杀都使人震惊莫名,在外部看来,基督徒似乎对异教徒更加宽和包容,而对教内兄弟却势同魔鬼,这不是值得人深思的么?在我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由于内部兄弟的信仰分歧,动摇了自身信仰的根基,从而导致为证明自身正确而铲除异端的行为。这决非因为由于确信自身真理掌握在手,恰恰是出于由于撒旦入侵而来的恐惧,因此,我强烈希望的是,羽毛兄能够放掉自身掌握真理乃至必要如何如何的想法,而与众兄弟甚至整个与福音无关的兄弟一道,共同见证真理的光芒,共同承担苦难和不义。我们需要低下一直高傲的头颅,因我们自身渺小可悲,而上帝如光,光虽使人能有所把握,而人无法把握光。就目前而言,我们信奉福音绝不是在传播中靠近,而是在靠近中传播。这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希望,我们能更多的保持十字架的怜悯和谦卑,而不是罗马的骄傲和杀伐征战。
 
以上简单答复,与羽毛兄与众弟兄共享。

基督徒的公共领域


基督徒的公共领域

前些天因一些原因,急就了一篇关于任王信笺争论的文字,又由于羽毛兄的回复,顺手在帖子下回了几句,里面有错字,说法又很模糊,看到基甸兄针对这个做的大篇幅的批评,很感惭愧。我打算解释一下那几句话,同时感谢基甸兄的纠正,并希望能继续讨论。可写这些东西远超我的能力,我希望尽己所能,说出所想,以回基甸兄的认真。因为与我那篇文章无关,在此不提。(当然必须表明的是,我关注的基本在大陆这个领域。所以说那些话,这是个大前提。也许大家都是本着这样的前提去说的,如若是在美国的背景下谈论这些问题,也许不需要有这样的难度和角度。这里表过不提。)
我以为,首先要分清的是基督教公共领域和广义的公共领域。随着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大陆能够发出基督徒言论的公共领域范围有扩大的迹象。基督教在无神论主义的多年压制下,逐渐打破沉寂,有浮出水面的感觉。但就总体来说,有深度的争论和探讨仍局限在网络和小范围的私人团体之中,在海外的争论采取的大部仍然是出口转内销的样式,和中国官方的主流媒介几乎绝缘。若保持现在的状况,我依然要下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义传播还仍然处于地下状态。这里面鱼龙混杂,教义阐释混乱离奇,难以言说。自2002年来,我走过青岛和内蒙古的几处教堂,里面传播教义基本都延续着中国儒道佛中的传统思维,信徒和以往一样,带有强烈的准功利目的性和宗教恐吓色彩,如过去修来世的众生大为相似。甚或,其中有赤裸裸的变相传教者,比如,在内蒙某地,曾有教徒宣称,凡是《圣经》落入庭院者,则必信基督,否则将受神谴。这已经是类于邪教了。传播在教众手中的刊物如《神风》和影象碟片等流传范围窄小,不进入教堂基本不能见到。作为大陆官方或民间的基督电台则更不曾见。在我以为,和美国等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比较,倘若争取不到真正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所谓属于基督徒的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终究还是值得考虑的。我仍然坚持认为,真正成熟的能够称的上为基督徒的公共领域尚不存在,甚至连萌芽也都不具备。
由于缺乏必要的传播条件,所以在大陆的基督徒传教显的十分尴尬,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教众,又体现出急噪的情绪。他们没有对准在中国独特的环境中,更应坚持基督本真这一事实,而是选择了不择手段的进行传播,聚敛教众。由于官方媒体的严密保守,传教者主要集中在地下和网络媒介,他们越过了所有的界限,在各个领域无休止的、无原则的宣传教内道德和宗教异象,象无原则在各个地方攻击基督徒的人群一样,他们攻击了各多人的公共自由领域。比如,就我个人而言,象所有的爱好自由的人一样,我十分不喜欢在公共区域采取大面积发帖传教的方式。一个论坛的首页容量是有限的,倘若都占满了传教者和敌基督徒的言辞,几类于恶意捣乱。难道只为了自己的传播,而要影响或以这样的手段造成别人的不能选择么?这里面无意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既有原教旨基督徒坚持认为,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也归上帝。中间没有空隙。它既不给信仰其他宗教者以选择,也不给无神论者以选择。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宗教暴力么?如果是这样,和共产主义者那里有什么区别呢。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不仅严重侵犯了不信仰宗教人群的在公共领域的权利,而且将上帝变成了一个敌视自由的魔鬼。难道他不是爱我们的么?难道他给予我们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么?这里的出我的结论,就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基本混淆了公共领域和基督徒公共领域的范围,更掩盖了自由和基督之间的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象刘小枫甚至基甸兄这样紧守神学要义,只从基督内部寻找生命本源的基督徒十分稀少,更多的不过是如基甸兄所说的法利赛人。因此我认为,用这样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采取的传教士的行为。而如基甸兄所指出的,认为如华盛顿、林肯、杨小凯等等,都是公共领域基督徒知识分子而不是传教士,这起码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其一是相对于基督教而言他们自身生活的国内政治人文环境,第二个就是,他们在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所传播的乃是归属于上帝的真理和公义,他们更倾向于和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非信徒)寻找一致,共同促进正义和良知。而我们的基督徒却是以上帝之鞭自居,传播的是隶属于教会的基督教义,这之中的分别是不言而喻的。
这当然不能不提到基督教众道德高标,有人说,以基督教的道德来批评别人,为什么不行呢?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又以什么样的道德尺度呢?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倘要爱人,首先得学会尊重人,尊重别人,这样才能做到广大博爱。若连尊重别人都谈不到,那么有再好的说辞又怎样呢?这尊重之中,则自然包括别人不信基督的信仰权利。这不能以基督徒教义去强制要求别人,如你不愿意不信教者恶意攻击基督教一样。在这里,我想就道德范围重复哈耶克先生的这段说法:
"我们这代人很难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存在与一定范围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资源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范,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
而事实上,让我感到不齿的是,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甸兄所说的法利赛人)不但以基督教内道德来要求其他的大众,还更以更高的标准来放纵自己的罪恶和虚假。"保罗杀人害命,大卫奸淫人妻,我们在这个世上永为亚当,甚至偶为蛇役。""基督徒里没好人",这终于成为一道保护自己的屏障。我们在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要忏悔,问题是,忏悔之后怎么样呢?倘若是"有错就悔,悔了再错",那上帝在哪里?我想,看一个基督徒是否合格,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华丽的语言。而那些要把基督教道德作为至上追求和约束他人的行为准则更是不合适的。尼采曾经这样提到:耶酥提出一种真正的生命,一种真理中的生命和通常生命的对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永恒化的彼得",人格的永生,他与之斗争的东西就是"人格",这个装模做样的东西,他如何使"人格"永恒化呢?他又说:基督是实践的,不是信仰说,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应该信仰什么。我们的基督徒,所欠缺的,正是如此。
为了说明自己以基督教道德要求别人的说辞之正确性,还有人反驳说,那"你凭什么把你的信仰(据说你信仰自由主义或什么)强加于北京高官,因为人家信仰共产主义,人家的信仰与你如此的不同?!"可是,亲爱的蠢货,我们什么时候把有能力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共产党人了呢?而且,这样的说法明显是混乱视听的。事实是,是共产党人侵犯了我的权利,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你的东西,你在和他要回来。这和宗教信仰有着显而易见的分别。在这里,我实在是懒得论述。更何况,我们说的,和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也是如此相同,我们督促他们实现自己的承诺有什么不对么?当然,如果你要把自己拉到共产党人的位置,去比较自己的行为,也许你真的是比共产党人高尚的。而这样的基督徒,大约我是不能接受他那无赖的道德宣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