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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中国的危局再见吧，巴黎，我们离开你越远越好；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 ——卢梭
中国面临的危局再一次转向内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和机遇，中国人摆脱了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尴尬境地，但是作为民族发展所需的内部力量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人现在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这种紧张的暴力境况来源于内部的相互掠夺、攻击、仇杀和信仰的崩溃。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缺乏开眼看世界的能力，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自大和骄傲是一种有缘由的自信的话，那么现在，则更多的被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所结合产生的魔鬼支配。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主动选择在弱者的地位俯瞰世界，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正因为政府需要人们这样做，才会产生今日的结果。而满清末年，中央政府却缺乏这样的能力。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更大的危险。这个奇怪的古老世界由此面对着两方面的暴政深渊。
相对比而言，现在的中国政府比清政府掌握了更多的现代化自愿，用以驱使人身体以及信仰的技术手段，比如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而且相对于清政府而言，政府由此产生的控制能力使清朝末年的政治家们望尘莫及。如同雅各宾派那样的俱乐部形式比如康梁等组织的强学会，那时已经初具政党模型。这样的努力在今天将不会再被允许，甚至同样利用强大的现代化工具来挑战政府的努力基本也是枉然的，政府既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一旦产生挑战，挑战者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更可能担心由于长时间的信息堵塞而造成一旦有负面信息，必将会被无限扩大的惊恐局面，这都不利于一个用力量统治的政府组织。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的弱势精英们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众所周知，当强大的冰山被掀开一角之后，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后面究竟是有多少未知的利益被掩盖，而这被掩盖的一切，在现代民主社会，看起来对民众是不公平的。不公平一旦被公开化，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种不公平主要由于信息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政府以及与政府组成的强势集团所成就的权力垄断造成的。中国目前的最高权力比较相象于柏拉图和卢梭一脉，但是对他们而言，占据中国政府这一职位的理应是哲人王，或者是道德上帝，他们掌握众意并走向公意，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运用或放弃公共资源，这样才能构成权力的合法存在的基础。然而正如后世所看到的一样，政治技巧的缺乏使哲人王往往被僭主代替。在中国，同样不能实现哲人王的完美统治，恰恰由于对人性善的期待和设计，导致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人们比较容易的选择放弃公益，而转向掠夺。由于它的简便和易操作性，加之现代的科技手段，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包括公共资源，包括公众权利，包括财产，或者说，直接全方位掠夺人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的全方位运行，并达到强势集团的最大利益化。它排除了大多数人的参与权利，而集中精力做一个小群体的圆桌会议，这样，一个由大多数人同意并维护的少数人政府组成了。虽然有很多人不满，但是最终他们将被强调，一切使可以接受的。恰恰是这一点，几乎被所有人认同，并构成了他们生活的边界。
没有疑问，相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次进行统治的权力合理法统就是科学和民主。事实上，正因为代表科学和民主的精英群体的参与，才共同维护了中国政府的运转。由于科举制度的被击溃，中国在很长时间失去了社会流动的常态，军阀时期它基本依靠军队和本地豪绅的力量来吸收和淘汰政治人员，之后文官制的实行和选拔在一定时期起了作用。然而当扩张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占据优势之后，文官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它怂恿并宣布生存权是重于一切的，并在此基础上推论出利益尤其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利益要高于伪道德。这样，文官制的选取方式不再注重私人的道德领域和由此基础而来的领导能力，它更注重的是维护利益和夺取利益的能力。从此真正掌握中国智力的大脑变异了，而人民，这个最容易被左右的群体缺乏真正的抵抗能力和免疫力，在近百年的战争中，这一点已经被多次证明了。
因此有必要回忆一下中国的民主和科学之路，正因为民主和科学所成就的迷信，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愚盲状态，事实上，民主和科学应该是中国的福音才对。而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中国民众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迷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古以来，这个国家的人民都继承着对教育和读书人表面的尊重，在科举制时代，读书也代表着可能改变命运的行为。这种有功利色彩的心理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五四时期的先哲们延续了这种命运，并希望改变中国的无序的社会结构，比照西方欧美，他们引进了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并把这一切提高到一个极端的位置。虽然他们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但是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先哲一样，他们忽略了具体的操作方式，理论上他们用政治哲学取代了政治学，这就使民主和科学变成了可以被从容支配的理论，在后来的道德制高点的夺取上，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职业化越趋明显的今天，这一切变得更加明白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听取专家或所谓学者的意见，由于复杂化的理论和操作程序基本与民众的隔离，这也因而成为越来越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真理和上帝被隐藏在里面，甚至生活的真实也被屏蔽不见了。也许这一切正在起变化，人们在长期的忍耐面前渐渐失去耐心，他们似乎意识到，之所以产生这些既得利益者，原因正在于，规则使他们制定的。这导致规则的变形和扭曲，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制定的规则只为他们服务，只是给予他们寻找藉口制裁和逃避，这一切的益处，与普通的民众居然完全无关。 5月19日 《黑社会》：黑暗帝国的衰落（全文）《黑社会》：黑暗帝国的衰落（全文）
《黑社会》本来长达4个小时，但考虑到时间过长，杜琪峰把它分成了上下两部。众所周知，《黑社会I》送到大陆后被拆的七零八落，变成了一部叫做《龙城岁月》的东西。本来《黑社会》是以黑帮为主线的事，到《龙城岁月》主旨变成了警方抓贼，不知道如此一来，黑社会是否真的名副其实？这颇具讽刺意味。大陆的审片人至今仍停留在过去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模式里，信奉主题先行这一套，这很令人遗憾。世界已经不同，也许他们自认为改变的很是完善，但对观众来说，却是适得其反，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吊胃口。况且杜琪峰也并不领情，他说“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我要说，我的电影从来只有一个版本。”（东方早报）并且因此坚持第二部将不会再被删节进入大陆市场。现如今第二部《以和为贵》的盗版光碟已经进入大陆，名字尚保持良好，但是从它的预告片来看，里面仍然剪辑了不少内容（推测为尤勇成为副厅长的过程），但想来比第一部还是好的多了。
自97香港回归以后，电影风格突变，原来简单的戏谑式的影片模式消失无踪，变得沉重悲伤，甚至较多灰色的绝望情绪。即使是《大话西游》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沾染了文艺性质的伤感和哀愁。黑帮电影也未能走出这个情绪，成熟期以《无间道》始，到了杜琪峰的《黑社会》渐次达致极点。香港百年历史一朝变迁，电影的变化也许正反应了香港近些年的迷茫和彷徨，“今日的香港社会变成了怎样的面貌，未来又究竟应该怎样走”？这应该是香港那些智慧的独立电影人所希望探询和解答的。而《黑社会》里所涵盖的思想无疑是近些年来至为深刻的一个。
黑社会1、弃局 杜琪峰在《黑社会》一片中倾注心血颇多，包括手势和暗语，也甚为考究。洪门据称脱胎于清代天地会，在天地会时期，帮会招收帮众举行仪式是非常秘密的事，不免形成许多江湖的切口和手势，正式的如会仪式也相当复杂，它的全过程包括：
一进洪门，二进忠义堂，三进乾坤圏，四饮三河水，五到木杨城，第六盖被，第七斩七第八歃血，第九饮太平宴，第十过火坑，十一到福德祠买果，十二老母俾本钱三个，另有血银钱一个。
港版《黑社会》中曾有多段涉及洪门，港版片头随字幕展开的是画在纸上的类似符咒的“洪门”的标志，画外音是“洪门”入会时的宣誓口号。在“大头”（林雪饰）拿龙头棍离开后，遭到广东仔的殴打，在被打过程中大头一直念的就是洪门多年流传的江湖术语。而阿乐与大D和解后，9兄弟结拜前有一段10分钟左右介绍“洪门”的源由历史，以及长篇的黑帮入会仪式和誓词。9个人拿香的手势杜琪峰应该也做过详细的研究，非常专业。在《黑社会之以和为贵》中开头也由尤勇穿插了洪门的部分历史，以及洪门的口号。片中详细介绍了香港洪门的发展，并指出，由于提出洪门应“以和为贵”理念的黑骨仁，香港后来的洪门帮会名称前面都要加上一个“和”字。这在大陆版《龙城岁月》中并不多见，这不但影响了观众对影片的理解，恐怕更多的还给香港电影界造成了一种大陆无知和恐惧的恶劣印象。洪门的产生和延承本来就源于大陆，任何抹煞历史的行为都是愚蠢的。而《黑社会》的主旨也绝非尾宣传黑社会而拍，难道这真的需要千方遮掩么？
黑社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存在境况之一，即使是在毛时代打击严厉至极之时，中国也未曾彻底灭绝过黑社会，生存之顽强可见一斑。而对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直到今天也还风行。香港更是黑帮电影最为发达的地方之一，传入大陆并影响大陆恐怕至少也有20年之久。《黑金》政治投机惊心动魄，《雷洛传》探长腐败令人唏嘘，《蛊惑仔》对大陆新生代年轻人的恶劣影响无与伦比，优秀如杜琪峰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和《枪火》冷静内敛，后一部甚至堪称诗意盎然，而游达志独特的黑帮电影《暗花》更加注重黑帮内部的动作和人心的较量，冷色调的影片里面悲观的情绪令人感伤。但这些都带有鲜明的香港色彩，它的视角基本是从小领域立足再开始而向外扩展的，电影在市场和人文力量的引导下，表达正义的力量和兄弟之间的忠义，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娱乐和对香港本身文化的宣扬。它似乎缺乏一种庞大的野心，从不曾想过要放宽视野，放弃所持立场而从全球的大环境进行观察和关注。无论怎样拍，到处都是自由自在的小香港的影子。97之后就完全不同了。影像领域突然变的模糊，主题也不再有鲜明的表述，阴冷灰暗悲观宿命，犹如文化灭绝后的哀号。《无间道》首开记录，抛开黑白分明的导演模式，更放弃了光明战胜黑暗的乐观尾巴，有意识的混淆了黑白社会的界限，甚至否定了正义必将获胜的可能。紧跟其后，摄的镜像手法与前比较更见圆润华丽杜琪峰拍出了自己的《黑社会》，这部代表着它雄心的电影，也同样混淆黑白，并最终让阿乐逍遥法外。甄子丹的《杀破狼》依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果？
香港电影永远属于香港，就是因为它代表着香港电影人对故土的热爱，不了解香港就不会了解香港电影。电影之所以有这样的突然变化在于香港不再是以往的香港，它已忽然间就不再孤独而独立，不再无拘无束，而要思考复杂的现实世界，它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领土。所拍电影的观念转化犹如缅怀香港变迁。在今日的电影王国，政治的比重逐渐增多，尤其是黑帮片，和以往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政治力量的成功植入。而港人对此的关注也是空前的。这毫不奇怪，因为香港正因政治而改变，昨日香港已经日渐消亡，政治电影的风行理所当然的迎来送往有如一场感伤而华丽的葬礼。《黑社会》应该作为一部成熟政治电影立于其中。本次香港金像奖毫不吝啬的把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一并给了《黑社会》，再一次肯定了《黑社会》的力量，以及对香港社会的成功描述。它的出现也许是一个异数，也许也是必然。
政治的角斗场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在《黑社会》中，力量最大的有三个，一个是“和联胜”两百多年的传统。这传统坚持每个当家人（话事人）只能担任两年，不能连任。一个是大D或者jimmy所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寻求破坏传统的途径，并都拥有了自己强大的足以和传统抗衡的力量。第三个就是以大陆警方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尤勇所扮演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成为真正的幕后主角，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局根本点在于，尤勇背后的势力强大到甚至超过整个香港。在第一集里面，邓伯清楚的阐释到黑社会的存在是必然的，对于维护稳定有它独特的优势，想铲除它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和联胜有五万多成员，加上其他社团的十几万人马。你试试看不给他们饭吃会怎么样？……”这一点也赢得了警方的赞同。这是香港警方和黑帮共生之道的基础。但是尤勇所代表的势力与此不同，它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动作，就是“要求掌握游戏规则”。不但包括警方的，也包括“和联胜”的。对于这一点，和联胜注定是悲剧的，它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和联胜民主传统的死亡到此有了清晰的表现，就是黑社会不过是光明社会博弈下的牺牲品。它们的存在永远不能见光，因为光是尤勇他们所代表的光明社会所赋予的。真正的黑社会是隐蔽的，甚至是看不见的。这一点表达可以说具有了国际视野，政治的争斗就在于看不见处，这种悲凉和悲悯使《黑社会》跨越了单纯的善恶模式，而走向了追问人类的过去和未来，追问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这才是黑社会在传统下的独白。
《黑社会》主旨悲观，它明确认识到，黑暗正在战胜。最后光明失败的结尾使人思考，民主下的黑社会和专制独裁下的黑社会哪一个更加阴暗？选择哪一种屈服更无损于人类的尊严？《雷洛传》里黑白勾结都在明处的社会，已经成为过去。那时人们清晰知道自己的对手在哪里，知道黑白善恶不两立，可现在一切似乎是清晰的，可是具体起来却又是模糊难辨。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甚至和联胜具有200年的传统仍然是渺小的。生活在强大的黑白社会里面，整个世界都是晦暗不明，这是香港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但这也许远远不是结局。
黑社会2 夺王
“和联胜”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店，源远流长，jimmy通过血腥屠戮争取到话事人的地位，但结果被尤勇要求要世袭其位。然而即使“和联胜”真的被jimmy改造成功，彻底放弃了民主选举的形式而变成世袭，和联胜仍然是和联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和联胜200年来的民主传统不会一找瓦解如风吹云散，和联胜的战士仍然会以传统征战下去，这源流正在于黑社会的立足之本就是强者逻辑。Jimmy不可能永远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更不能阻止其它力量的崛起，和弱者突来的绝杀。所以只要“和联胜”的理念仍然在黑社会中流传，就是永恒不变的反对潜流。何况，有谁能够知道下一代会如何选择？
《黑社会》作为影视，勾画了香港近百年黑帮的生存和变迁，如若放眼看来，黑社会不拘一时一地，这个庞大而古老的中华帝国，近百年来受其影响至为深远。比如继承湘军建制而来的军队体系，重个人威望而轻国家社稷，固然造成了清王朝的解体，但也造成中国多年的军阀混战，此时的中国不正犹如军队化的黑社会抢夺地盘么？孙中山在海外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它所率领的革命党前期立足于暗杀，个人入党仍然要宣誓，甚至要歃血为盟，和地下会社毫无区别。孙中山的亲密伙伴郑士良即是三合会首领，庚子之后在惠州率众起事失败。孙在海外多年更是受地下会社的帮助无以计数。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组织的光复会更是抢劫暗杀贩卖军火无所不为。而后来主掌中国的蒋介石本人就是青帮分子，执掌政权后继续推行帮会作风，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统治，抵制民主宪政，国民党党内公然结党营私，更是无所顾忌。据余英时的研究，中共的发家史也有相同之处。但现在很多党派或个人漂白成功，人们忘记了历史上由于他们的黑帮作风所带来的血腥罪恶，对他们犯下的过错或者是罪恶已是少有人知。而且，甚至黑帮在人们的心里也失踪不见了。
对比而言，黑社会的概念因此变得模糊不明，在中国，难道黑社会只是指人们心里惯常接受的观念即存在于地下的非法组织才是么？按照简单的可见事实逻辑，黑社会做大之后漂白自己，就演变成白色的合法社会或者政府组织。刘德华和梁家辉于1997年所主演的《黑金》，就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台湾黑帮首领周朝先长期从事赌博电玩业从黑道起家后，大肆贿赂官员，企图“漂白”从政，竞选“立委”。调查组专案组组长方国辉立志挫败这一阴谋。最后在“法务部长”及电视台记者的支持下虽将其绳之以法，但因此案涉及上层，方本人连同“法务部长”在外界压力下也不得不辞职。在电影的最后一刻，固然还是白道战胜了邪恶，但是不能不考虑，现实是远比电影复杂的。周朝先成功了的台湾社会将是怎样？这决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黑社会在一个以力量和强权为王的社会里，无疑具有最大的优势。黑社会的运转逻辑正以此为生。它远远不像白色社会那样具有道德的限制和对于美好前景的追求，它更加倾向于韦小宝的流氓做法，最直接最有效的维护自己利益夺取自己利益的手段就是最合理的，没有底线没有规则。众人都讲洪门讲究义气为先，按洪门百年传统的表达，第一戒律要以和为贵，但是在现实利益驱动下的jimmy残忍的将乐哥手下肢解的时候，这一切变得无足轻重。
黑帮夺取社会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题， 一旦黑社会在自己适应的土壤中成长壮大，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那么“白社会”还存在么？此时白社会里充斥着的不过是高级的精英化的黑社会集团，它镇压低层次的黑社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存在，但手段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正如《黑社会》最后所表现的那样，当jimmy推着轮椅，听轮椅上的“森哥”说到：“你做古惑仔，不要做像我这样的！要做就做古惑仔里最大的、拥有最大权力那个！”这就是事实，在黑社会逻辑运转的社会里，之所以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还不够黑实力还不够壮大。当此时，所谓“白社会”不过是个装饰的面具，子虚乌有而已，从来也不曾存在。要说存在，那只在善良的百姓心里罢了。
黑社会3民死
回头再看“和联胜”，它维系民主推选传统百年，但每位当家人仍然以自己的力量为后盾，并非所有能坐上当家人的过程都是风平浪静，恰恰相反，作为当权者，权力尊严不容挑战，也不可能任由他人在旁虎视眈眈，在位的当权者不愿放弃，崛起的新型势力不愿低头。所以当家人一经选出，为了不成混战，就要成为独大或者超过其它社团势力的局面。这虽然是邓伯所深恶痛绝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是在所有的时间里，这都是事实。邓伯所以维系和联胜民主传统的方式，倚重的是自己的威望以及凭借威望而来的各方势力的支持。而威望没有实力支撑，在关键时刻就变得一无用处。邓伯不会知道也许也不会相信，在乐哥将其杀死之后，后果却是不了了之。原因正是正当此时，乐哥做为当家人，和广东仔联合后，实力最为强大，即使有人怀疑也无可奈何。这相当于乐哥在当事人的位置上和大D联合一样，只不过时世不同罢了。
这当然不是最终的局面，和乐哥一样，jimmy也没有走出这样的套路。乐哥为成为当家人，联合邓伯及各方势力对付大D，并最后用石头将其砸死。而jimmy作为第二大实力团体，也同样为成为话事人将乐哥的死党用砍刀剁烂，用绞肉机绞碎喂狗，在阿乐的暗示下乐哥也被亲信杀死。和大D不同，jimmy虽然也挑战传统并杀戮了其它弟兄，但他成功了。而在表面上看，无论是乐哥和jimmy都拥有一个正当的幌子，就是维系“和联胜”200年的民主推选传统，根据帮规，不允许任何人连任也不允许任何人违反民主推选后的结果。理论先行占据优势。龙头棍代表传统，邓伯说得很清楚，社团不能让一个人独大，要平衡。这种平衡若建立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之上，又要维持以和为贵的局面，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造成的结果就是最好的选择即大家唯有维护传统，才能做到这个样子。如果有人反对或破坏，只有用暴力解决，就是邓伯所说的“打吧”。龙头棍的威严如同邓伯，就是决定何时使用合法的暴力异维护社团。
因此成就了一个很奇特的局面，和联胜的民主需要暴力来维持。没有暴力的制衡，就没有和联胜的民主、和联胜的和平。而和联胜之所以维持民主推选的传统，也正是要维系和保持和联胜成为强大的暴力组织势力，维护社团在暴力途径下所取得的利益。这种要求团结的民主的用途不是也很奇特？由于以暴力作为民主的基础，也不可避免的在根本上埋下了和联胜民主传统的败局。当石副厅长代表能够左右jimmy在大陆生意生死的庞大势力，要求jimmy夺取话事人的地位时，就强制jimmy放弃自己的诺言和乐哥争斗，这造成了和联胜传统的危机。大暴力推动驱使小暴力，jimmy为拯救自己的生意和前景，终于以暴力取得和联胜的当家人身份。和联胜的几大势力在这一役几乎全被瓦解，jimmy一人独大。石副厅长犹不放弃，为更好的掌握和联胜的运转得寸再进尺，jimmy要求被做的不再是以暴力维护传统，而是以暴力维护世袭下的独裁专断。暴力只是一种手段，它既然可以用来维护民主，当然也可以用来维护独裁，这本来不就是无可厚非的么？石副厅长笑着说“谢谢合作”的时候，和联胜的规则改变已成定局，暴力已经不需要血腥，以“势”压人，黑到极致。
黑社会以暴力立基，而所谓“白”的民主社会又将如何？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制度之后，提出警示，要提防民主的暴力。如果民主就代表多数民意，那么民主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只要参加过民主行动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人群之中更容易失去理性而变得狂热。民主制度如果缺乏对民众暴力的制衡，就是失败的民主制度。美国的先哲对这一点早有考虑，所以美国宪法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反民主的宪法。近代以来，不乏在未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所成就的战争，比如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甚至包括日本的侵华之战，看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就会从中略窥端倪，当时的民众狂热是如何普遍。而两次对华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超过百年，尤以日本为甚。在这个时候，可以称为民主驱使下的暴力行动。民主成为工具，而暴力成为主导。此时的白社会和黑社会毫无两样。
因此关键不在于民主，而在于使用民主的主体。如果民众更多的倾向于在利益相关的时刻用暴力解决一切事端，这样的民主和民众就是炮火之源，就是黑社会的雏形或深层次发展，倘若此时的民众掌握最强大的力量，几乎就是人类的灾难。福柯说必须保卫社会，而不是说必须保卫民主，根本点在于只有制度而忽视执行和服从制度的主体是错误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保护民主的真义，保证和平和自由，甚至为此不惜流血牺牲。相反，民众所造成的民主的暴力更为危险。真正能够适应民主并捍卫民主的民众需要培养，需要坚固本民族的精神血脉，这是无法逃避的。
“和联胜”维系百年的民主推举传统最后仍然没有改正自身的错误和缺陷，因为黑社会的环境如此，它并不培育也不可能培育放弃暴力的和平民主形式，无论谁都会明白，和平的形式只意味着屈服或死亡，这是黑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而在黑社会的环境下进行民主争取无异于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除了抗争至死只有屈服。洪门戒律要求以和为贵，兄弟不得手足相残，和平也是黑社会所需要的，但是除了放弃社团的尊严这从未做到过。“和联胜”的良性运转正因为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和时代所赋予的环境。无需质疑，黑社会的存在是一个毒瘤和异数，除却黑社会不是依靠民主，而是消除黑社会寄存的土壤，消除造成黑社会生成的黑暗环境，这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自基督传道以来，伴随人类世代的，就是抗争黑暗，抗争撒旦，直到世界尽头。
黑社会4 间落
90年代，美国电视剧《太空堡垒》（Battlestar Galactica）风靡全球，故事开始于一个由12个人类星球组成的星际国家，他们在宇宙中一个未知的地方生存，并制造了Cylons（机器人）为自己服务。然而有一天具有智慧的Cylons起来反抗了人类，通过打入人类内部的间谍瘫痪了人类的防御系统，并在瞬间用核武器将12个人类星球的城市化为灰烬。Battlestar Galactica是唯一一艘幸存的航母，为了人类种族的生存繁殖，舰长Adama带领几十艘各式各样的民船和近5万名幸存者逃离了属地，开始了寻找人类的第13个领地－地球的太空之旅。卡拉狄加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Cylons人隐藏其中，但谁也无法分辨，甚至连Cylons人自己在未激活之前也不能确知。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局面，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是Cylons人，都可能是卧底。
在《黑社会》中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达，但是其中的阴冷有过之而无不及。jimmy瓦解了各大势力之后如愿当上话事人，石副厅长出现和jimmy谈话，这时候一个有趣的场景出现，龙头棍居然由石副厅长交给了jimmy，这是否是一种别样的权力交接？当jimmy听完石副厅长的阐述，冷冷问道：我是应该说你们神通广大，还是我应该害怕？其实在此之前，jimmy自认为还有一条退路，就是如果不肯屈服大陆副厅长，它仍然可以退回香港，做“和联胜”的当家人，但是现在jimmy清楚的知道，他除了服从，已经别无选择，无论做什么，所有的环节完全被人全程监控，而自己连点踪影也捉不到。所谓“香港只有在你手里，由你一直做下去才会繁荣稳定，我们才放心”的意思非常明朗，石副厅长就是要jimmy作为代理人对香港黑帮和联胜进行统管，jimmy的生死升退全不是他本人所能控制。Jimmy愤怒万分，再不能保持像自己成功成为话事人面对“飞刀”时的轻松和镇定，但是在打了石副厅长几拳之后，只有颓然坐倒，而石一句“谢谢合作”最终锁定胜局。
Jimmy自己非常清楚，话事人得来的艰辛，其中付出的鲜血和为此牺牲的生命是在太多，但是到了此时方发觉，铁板一块的“和联胜”早被瓦解，是谁潜伏在里面，而谁出卖了和联胜？ jimmy对四周的警惕从来不曾放松，而对待叛徒的狠辣也从来不曾丝毫慈悲。但最终仍然不能避免“和联胜”的秘密组织在石副厅长面前成为一座透明之城。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有嫌疑。也许每个人都是卧底，也只有到此时，也变成了真正的杀机四伏的恐惧。恐惧超越死亡威胁，这种伤害犹如卡拉狄加时刻防备Cylons的攻击一样，在永恒黑暗中疲倦的逃亡，比死亡其实更加折磨。
《黑社会》在这里表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极权组织在和平年代得以运作的真正核心不再是军队和政府组织，而是特工机构。真正掌握整个社会乃至给社会造成威胁并时刻保卫极权核心的是它们，没有他们，形不成无孔不入的威胁，没有他们，不会使恐惧无处不在，没有他们，也绝对形不成对政府组织正常运作的制衡和控制。这才是jimmy放弃努力最后屈服的真正根源。他清楚的知道，他们掌握一切，自己无处可逃，如果想生活，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在jimmy的黑社会里，渗透着看不见的无数“白”社会的卧底，他们在石副厅长“香港繁荣稳定”意识形态下可以作出一切可能的事情，包括杀人放火以及一切黑社会会做也可能黑社会也作不出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为恐怖的灾难，这个团结的“以和为贵”的存在规则的“和联胜”，变成了一个个孤岛，每个人都被自己何对方隔离，面对怀疑、冷漠和可能的死亡。黑社会毕竟还是有形的组织，有形的组织终究有破绽可以战胜，而无形的如水银泻地的大网包围社会时，黑社会渺小不可言。生活在到处是Cylons的天地里，是黑社会的悲哀。这种悲哀不是历史，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追问，谁是卧底？
黑社会5水生
《黑社会》不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再人们心中，黑社会就代表邪恶，而黑社会被人为的划定了范围和行为规范，实际上很多人进入黑帮未必是希望行凶作恶，多有无奈者。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少年入狱的人，他后来出狱后没有地方安置，没有人愿意找他，百般无奈，就只好去看场子。实质上，真正对社会造成大危害的，不是人们意识里的这群人，而是那些在“白”社会做着黑社会事情的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而已，如果没有这群人的存在，黑社会的力量永远不可能和“白”社会比较。尤其到国难当头，究竟谁是真正的黑社会会看的更加清楚。
《黑社会》中，jimmy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也可以爱国”。这句话当然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意在里面，但是并不是一句无所谓的不可能的存在。众人皆知，上海曾有黑帮三巨头，其中一位就是杜月笙，此人八面玲珑，心狠手辣，但是在日寇犯我中华时，大义不失，坚决主张抗击。根据资料显示： 他与时任国民党上海党部党委兼组织部长的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仅月余时间，就募集救国捐150余万元。杜月笙在杜美路的公馆，是其门徒金廷荪花了30余万美金造了送给他的，十分富丽堂皇。杜月笙把它送给财政部，作为“劝募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他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个人出资1万元购买一辆装甲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也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他甚至不惜巨资购买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
甚至，根据陶恒生的回忆，当年高陶脱离汪精卫，泄漏了汪的卖国计划，帮助他们以及其家人出逃的也是杜月笙。 万墨林，杜月笙的左右手，被称作是“杜门第一红人”。抗战期间，杜月笙身在香港，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黑帮魁首，此时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从事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就是他的重要据点。而万墨林就是奉杜月笙之命，留守在上海的“大总管”。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了秘密而妥善的安排。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悄悄地离开了上海。（凤凰卫视）
同比之下，这位黑帮的领袖人物不知道比那些张口爱国闭口为民的强过几许。在中国，民众所受教育无论儒道释，但都倾向以和平为主的意向，中国社会的民众面对欺压，也许只有印度可与比肩。所以杜琪峰的“以和为贵”不但是黑帮洪门的规则，也是古老中国社会的文化之一。中国之所以诞生黑帮，并非由于政府或者其它组织，也并非黑帮自然生长，实实是在于人心。人心就是江湖，有了江湖，就会有黑帮，这是必然的。黑帮的诞生在于我们长久的文化传统本身的缺陷，对比西方，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实际上更有可能实现和平世界。因为中国和平的根坻已经生长了数千年，它可以修正并焕发容光，而西方如今反而成为文化虚骄的地方，却缺乏这一点。问题之在于，中国要怎样修正而已。（完）
4月13日 天下兴亡，匹夫管不着对现状不满，就回家避难，这次足足有20日。回来还是颇不习惯，也许舒服而安静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不过想想，谁不想要？看到啃兄的博客提起我，很感动，感谢有朋友在日常惦念。在北京匆匆见了知秋兄一面，然未及深谈，但愿以后补上。几年未回，家乡还是颇多变化，以下是一个谈话，没有录音，仅凭记忆。
白：这几年家里还好么？ 四叔：还好。温总理免了农业税，上学也不收学费了，比以前好的多。 白：农业税也没多少钱，能解决啥问题？ 四叔：也不少的。现今每口人166块，再加上孩子上学，这在咱们这里也不是小数目。农民都感总理的好，两千年都没废除的东西，现在没了，以后还是很有盼头。 白：电视上说的？ 四叔：是啊。这里银行被砍掉了，集中到xx。原来的贷款也都免了，包括三角债。这个负担也没了。 白：那存钱怎么办？ 四叔：都去邮局。 白：可我总听人怀念毛主席，说现在不行。 四叔：毛主席那时候安定啊，哪里有现在这个腐败啊，贪污啊，偷东西的都没有，家里门都不锁的，现在太乱了。那时候人们差距也不大，老百姓啊，干部啊，挣的差不多，可不像现在。 白：那要是回到毛主席那时候，还愿意么？ 四叔：回的去么？怎么回去，回不去了。现在生活比原来好，比原来有钱，设施也强了。要是不这么乱就好。毛主席的时候大家都穷，要是他活到现在，不知道饿死多少人。 白：那是三年灾害吧，咱们这里饿死过人么？很多么？ 四叔：饿死过。有一些，不是很多。山东那一带多啊，大家受不了，都向外跑，我们家就是跑出来的。那时候，一个人一天不到一斤粮食，有工资的半夜出去偷偷的买些，心惊胆战的，不敢啊。基本都有病，浮肿，吃糠吃野菜，树皮也吃。 白：也是毛主席决策失误。 四叔：也不能这么说，那时候还苏联钱啊，毛主席最讲骨气。周总理说，要鸡么，有的是，鸡舌头一车皮，要米么，有的是，拿筛子筛，上面的给你们。不过老百姓惨了。 白：传说啊，挺有意思。毛主席可是没饿着啊，那时候他还在修别墅，饭菜也是皇帝似的。毛主席很讲骨气么？和苏联定国界的时候，土地也是让了的。 四叔：那不可能。都是西方宣传的，毛主席很俭朴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饭也不讲究。可不像现在。毛主席说，我中华土地，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外国人很难进来的。更不要说让了。 白：现在乱，文革比现在也乱吧？ 四叔：文革前面那几年不乱的，毛主席讲的要文斗么。就是开批判会，游行，红卫兵串连，那时候，火车都不收费的。后来乱了，那是毛主席病了，糊涂了，江青要做女皇，瞒着他做的。有一天军队都下来了，周总理一纸调令，当天又回去了。不过那主要也是上面乱，底下还是很平静的。不关老百姓什么事。 白：打死过人么？ 四叔：咱们这里没有，挨批斗的也不多。只是后来人心惶惶的。毛主席发动文革，主要是对付刘少奇，要不然，他就下台了。当时他们投票么，毛主席投了自己一票，勉强保住，这就很警觉了，要批刘少奇的黑修养。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现在这一套。他是主席啊，被整的太惨了。 白：好像当年的功臣没几个有好下场。 四叔：好点的算是大老粗干部陈毅了，整他的时候，他说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翻到语录141页，上面写着。大家一翻啊，只有140页，就不干了。周总理出来打圆场，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后来就没动他。那时候整干部整的，都没人愿意做官了。 白：实行刘少奇的会好些么？ 四叔：应该会吧。大家做集体，谁也不愿意干活，天天开会，挺烦的。咱们这里，5、6月种上地就不错了。要是自己的，现在看看，老早就种了，收成也比那样高的多。不过可能那时候就腐败了，控制不住了，说不准。 白：毛主席那时候对人控制的也太紧。 四叔：确实是，不让多说话。 白：要骂他，会坐牢么？我听说很多人就进去了。 四叔：是么？咱们这里不会，就是批斗。控制的严，也倒是稳定，不让人随意流动，没有现在这么多犯罪的。 白：现在就是腐败的太厉害了。 四叔：是啊，没办法了，谁都贪。咱们门口的路去年修了，不到半年，这一片光死的就有20多个了，老百姓都叫它死亡之路。为什么啊，修了快30年，去年才动工，从13米修成了个6米，太窄了，怎能不出事啊？钱都进了私人腰包，要是毛主席的时候，哪里敢。 白：我看村头都盖楼了，还挺漂亮的。是新农村么？ 四叔：要建镇，必须盖楼。现在那一片都是小二层。新农村试点在xx，还不知道怎么样。市里出公告，说招几十万人去城边居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白：盖楼政府出钱么？ 四叔：不是。南面的是开发商盖的，说12万租50年。北面的是私人自己盖，自己掏钱，要是想做生意，就自己买。政府是不管的，但是不盖不行。 白：比原来好么？ 四叔：一样，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就是都私人化了，原来政府管的，现在都承包。比如闭路电视，就他们那么一家啊，所以两个月涨次价，谁也没办法，要不然就别看。电表也是，半年换一次，荒唐。 白：集市还是比原来热闹了，买菜的人也多了。 四叔：这两年总体说，是比前几年有钱了。基本上啥税都没有了么。你象养羊，原来还收登山税呢，现在都没了，要感谢温总理的好。 白：那衙门很多人就成了闲人了？ 四叔：是啊，正在精简。没事做了。
在我看来，老百姓只顾眼前生活，至于天下兴亡，匹夫管不着，那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事情。我提起越南改革的事，问四叔，要是越共不执政会怎样？四叔说，老百姓只管日子过得好，谁执政也没关系，反正都是自己国家的人，谁上来还不是一样？无所谓的。 3月12日 独裁者的死亡独裁者的死亡
据路透社消息，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证实，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已经死亡。现年６４岁的米洛舍维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因被控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被移交荷兰海牙的前南战犯国际法庭，2002年接受审判。
又一个独裁者仓惶死去，也许很多人感到遗憾的是，米洛舍维奇没有等到对他的宣判就被地狱劫走了。这位在2000年被人民赶下台的前南斯拉夫总统，自从他于1990年当选塞尔维亚领导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发动和参与了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被欧洲舆论称为“巴尔干屠夫”。在他准备再次对科索沃开战清洗阿族人的时候，北约的军队打了进来。他的倒台和死亡是伴随着无数人的鲜血而来的，每一个独裁者的双手无不沾满血腥。米洛舍维奇的下场还算是好的了，也许那个宣称战斗到底的暴君萨达姆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然而更多的独裁者却是死在刑台上。2004年，王开岭在《独裁者的命运之忧》中对罗马尼亚独裁者曾做了一段精彩的描述，“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在到处栽种着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当他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神圣‘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三天！”谁会料到呢？独裁者的崩溃只是一瞬间的事。王开岭继续讲到：“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
正如纳粹领袖希特勒，米洛舍维奇仍然是被人民推上前台的独裁者，上任之时非常风光，正是他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宣称“不是塞尔维亚统一，就是塞尔维亚不存在”，致使他的肖像被到处悬挂，一时间成为继铁托之后受人民拥戴的英雄领袖。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也许独裁者本人也没有料到，正是这把它推上来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在十年中的不断动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十年的血腥屠戮，使整个南斯拉夫沉浸在恐惧之中。在他参与的臭名昭著的波黑战争当中，就造成大约25万名波黑人丧生，其中仅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就导致7000人死亡。粗略统计就有两万名妇女被强奸。而到2005年底，两名被通缉的战争罪嫌疑人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和拉特科·姆拉吉奇(Ratko Mladic)依然逍遥法外，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欧洲。正义在哪里？除了人民脆弱的心脏，正义自由这一切都是非常奢侈的。人们总要付出鲜血，正义总要迟到。而对于数十万乃至上千万死去的人们，鼓励他们在集中营逃跑更是无比残忍的，没有人的头比屠刀更锐利。我们要怎样对付独裁者，借助什么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任达华在《杀破狼》中询问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意思是，当卖毒品的人造成千万家庭破碎的时候，我们还要讲法治，讲人道么？政府的力量就是保护人民，如果人民已经不能被政府保护，政府是无用的，程序是脆弱的，正义和良知是苍白的。纵容贩毒者，纵容独裁者，就是纵容屠杀。无论他表现的多么伟大，多么光辉，这一切不能掩饰他赤裸裸的对人民挥舞的屠刀，对人民精神的残害，对一个民族的罪恶，这鲜血永难洗清。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但这不是我们最终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没有独裁者，是自由和公义。这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对付独裁者，不是弱者的头颅所能应付的。而是所有为美好善良的力量和灵魂的永不妥协。
如同许多优秀的独裁者一样，米洛舍维奇虽然热衷于政治，但对与权力相生相伴的附属物，如金钱、美色以及虚荣毫无兴趣，不搞个人崇拜，不追求享乐和排场，生活作风严谨，这一切连他的对手也承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也是如此，阿克顿称赞他，“他的私生活无可挑剔，是正派的。一只70万的军队对他惟命是从；他控制着数百万从事秘密活动的经费，他可以借赦免他人而获得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但他只靠着议员每年80法郎的工资生活着。他留下的财产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指券，价值不到20几尼。”但是阿克顿对他的评价是，他的权力完全是靠血腥保持的，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他将站在自马基雅维利将公共人物的道德准则降至最邪恶状态以来，那群最可憎人物的前列。”无论独裁者怎样表演，血腥不会掩饰。但推动独裁者的人民会有记忆么？德国当地时间2月18日晚，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报冷，波斯尼亚女导演玆巴尼奇执导的影片《格巴维察》胜出，荣获了金熊奖。玆巴尼奇在颁奖仪式上说道，“谢天谢地！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波斯尼亚也渐渐被人遗忘了。”她说，战争中“很多人，多次被强奸后，精神完全崩溃，至今不能工作。每月只能拿到相当15欧元的生活补助”。她拍这部影片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深受战争创伤的波黑地区女性的关注。也许人们只在乎独裁者的屠杀和倒台，而对于受害者的血泪，却是在遗忘和质疑中，就如同看一部古代的大戏，看完散场，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羡慕独裁者的力量和魅力，屠杀中的刺激，如此而已。
在我们的生活中，独裁者依旧生存，他们永远是这个世界的毒瘤，而我们永远不会留意，直到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是那时时间已经回不去了。世界永在轮回，我们永在怀念。 1月9日 哈维尔、鲁迅、我们应该提一句，王怡的天涯博客和博客网博客都重新开放。安替的博客实行订阅服务，详情见阿啃兄博客。
对于文革时毛的作用，现在争论颇多，但是毛左派有两个观点很没意思。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采访时又提到： 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 事实上，这可能仅仅是表象，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萨达姆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说他专制独裁。倘若下戚这个结论，需要有力的证据。
从五十年代後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这种话十分常见，有人甚至藉此否定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发生国大规模死人的事情，很容易想清楚，中国到达八亿人口，不意味着中间没有非正常死亡。如果需要证明中间没死多少人，那需要作出详尽的统计报告出来。
还需要讲清楚的是，毛作为个人和作为国家主席不是一码事。文革时期发生的屠杀和前十七年出项的非正常死亡，他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就算他没有下任何决定，或者作出补救的努力，出现那样的结果他仍然是不称职的国家主席。千方百计替他辩护很没意义，功过是非，不是说说就算的。
关于哈维尔和鲁迅再简单说几句。据说这两个人连在一起是竹内好做的，在我手边关于竹内好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孙歌先生新译的《近代的超克》，中间没有这一段，再网络上也没有寻见。但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在以前一篇博客中，我把鲁迅成为“持异议者”，“持异议者”，国内也有人译作“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怎样定义这群人呢？ 究竟谁是“持异议者”呢？这个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阵营国家里中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二、尽管他们的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一切可能形式的迫害，但基于他们的立场，他们赢得了公众乃至政府对他们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但凡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三、他们的批判视野和所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具体环境的范围，涵盖了某种普遍性。因此，他们的工作自然就是富有政治性的，尽管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直接的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四、他们是一群倾向于精神追求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的——常常是唯一的——政治手段，这可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尤其吸引海外的关注。他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其他途径，往往因为囿于一时一地而被外国的观察家所忽略，或者比起他们的写作来，不那么引人注目，哪怕某些行为超越了地域性限制。 五、这批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通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对待，所涉及的是他们批判的、政治的工作，而不是在自己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你并没有想到但不知不觉地逾越了——一旦逾越，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持异议者”来对待，这个人差不多是偶然地（也许是业余的），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要根据哈维尔的这种判断，鲁迅庶几近之。但是需要明白的是，两个人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虽然和哈维尔一样，鲁迅也处在一个国家主权弱化的国度里面，但是享有的自由度有所不同，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鲁迅终其一生，没有做过牢，只是曾被通缉，书曾被查禁。他躲在租界里面还算是相对安全的。但是他时刻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哈维尔几乎可以没有了。他在当时的捷克，很难如同托洛茨基一样死去。
鲁迅作为一个持异议者，和哈维尔不同，他的抵抗至少不但是对准现政府的，而是对准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更接近于福柯的意义。而毛说鲁迅和他有相似点，应该包含这方面。所以把鲁迅的言论放在他所处的历史前或历史后都具有抵抗的意义。进而鲁迅的哲学思考也没有在政治上作更大的停留，而指向生命的根本思考。鲁迅的“鬼气”和他的活有关。这个和哈维尔基本没有交叉点。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哈维尔可以作总统，鲁迅绝对不可能。
这样说不意味着说哈维尔比鲁迅差，而实在于二者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受到的伤害和羞辱不一样。鲁迅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而哈维尔面对的却是一个“有物之阵”，他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而没有如鲁迅那样有深刻的历史包袱，这种思维是西方式的乐观，从某种程度讲，哈维尔更像是哲学化的胡适，只是他拒绝和当权者合作而已。
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很多时候在扭曲鲁迅，把它作为一种标志或者标准，虽然口中拒绝把鲁迅神化，实际上，仍然在理想化鲁迅。鲁迅只是一个普通的有天分的勤奋的作家，而不是指路明灯。现今的鲁学家和红学家近似，他们营造了一个鲁迅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和鲁迅本人相距遥远。
走出鲁迅，或者走出哈维尔，才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一直在别人的阴影下，说出扭曲的话。如何走出，需要我们的双脚和智慧。这是独立的，只关神明，和任何人无关。
1月8日 哈维尔、后极权、文革文革过于复杂，想了又想，还是只能简单说一点。 建国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不同，究竟是否极权主义，这件事很值上阙。阿伦特在确定中国是否极权主义政体时，也抱怨信息过少，难以定论。但她仍然约略比较了一下和斯大林统治的区别，在她看来，中国政权虽然在刚成立的一年中，无辜的牺牲者高达一千五百万人，相当于总人口数（1949年）的百分之三之多，但是百分比数目必苏联斯大林发动第二次革命时要少，而且恐怖活动没有更大的滋长，没有滥杀无辜的民众，没有“不合法”的罪行。她觉得毛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更喜欢“修正思想”，使人民更服从政权。毛“也没有追随斯大林的路线，不是一位本能的杀人魔王”。
但是阿伦特也指出： 中国共在取得政权之后，即刻指向“采取国际性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的视野是全知观点的，同时，政治的策动力量是指向征服全世界”，从这个目标来看，很显然的，中政权从一开始旧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色。
阿伦特的上述说法是在1966年六月前作出的，那时中国的文革还初露端倪，她只是谨慎的表示， 现在，我们正目睹中国大陆掀起全国性的清算斗争，以及随之而起的公开集体屠杀的可能性。。。。。 中国大陆现在正弥漫歇斯底里的呐喊：譬如叫嚣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根除党内的“反党”与“修正主义”分子，扫除知识分子中“牛鬼蛇神”、“大毒草”，这种变动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政体作大幅度的改变，犹如苏联的“第二次革命”使列宁的独裁体制转变成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一样。
詹姆斯唐森认为她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模式”，人们 根据它们的特征多样化的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系统、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行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极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
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权模式不同于斯大林模式和希特勒模式，笼统的称呼它为极权主义政权是有问题的，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阿伦特在作极权主义研究的时候，是把它和西方的政治思潮联系起来，说明它有悠久的历史根源在里面，只是以往没有这样强大而已。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在模仿苏联体制，模仿斯大林体制，但是由于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带有明显的反斯大林体制的特色，有时更倾向于反苏式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俄国人就认为，毛主义偏离了正统，而偏向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
吴思不同意“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而称之为“官家主义”。麦克法夸尔认为，文革的发生正在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尔所谓的原则分歧大致就指以毛为首的思想原则和以刘邓为首的思想原则不同，刘邓等人正是官僚主义。毛一生破坏的就是秩序，就是官僚。那么他究竟要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远超我的能力，到此为止。 1月6日 哈维尔、后极权、文革李慎之提到： 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 ，相当于“在……之后”的“后”。 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
他觉得只有极权主义被消除了之后的社会，才应该称为后极权社会。这可能存在误会，比如利奥塔解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时就说：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时川流不息的。
按照这种意思，称后（post）极权制度也并无不妥。而且哈维尔已经解释过后极权制度和古典专制的区别。它所指称的极权制度和后极权制度并不是一个相互脱离的、用时间来断代的东西，事实上，它是一以贯之的，正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包含一样，他们时一个有渊源的整体。极权制度中包含了后极权制度成就的因素，而后极权制度也继承了极权制度的某些东西，如此而已。
崔卫平先生在《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中对极权主义有一个疏理和分析，表达是非常清晰的： 接下来，就要提到阿伦特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其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分析的主要例证乃是斯大林政府和希特勒政府，成书于1949年，正在哈维尔写作《无权者的权利》之前，很难知道哈维尔是否已经看过此书，但想来应该有些渊源。崔卫平先生在文中也有表述，但是比较简单，并没有从政体上进行评述，而是只对个人的生活感觉进行了描写。而阿伦特这本书却长达数百页。文中还提到弗里德利克的解释，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 它有这样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
实际上，对极权主义采取这样的描述是表面化的，尤其后来极权主义也有着很大的变化，但是本质上没有改变的基本有以下几点： 1以恐怖作为治理手段。2.以秘密警察和国家军队作为后盾。3无阶级社会。4抹煞政治自由。 阿伦特在《权威真谛》中还着重提到： 。。。。权威式政体只限制人的自由，暴君体制与独裁专制政体责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但极权主义政体责全然抹煞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spontaneity），也就是说，抹煞人自由地最基本表现力量。
就目前而言，这种抹煞能力从未消失，这一点极为重要。 （注释略） 1月5日 哈维尔、后极权、文革不过，不能忘记哈维尔本人是一个喜欢造词的思想者。他发提出的后极权制度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远没有欣赏崇拜他的人用的多，有时候，他也会用极权主义来说明这一切，表述同样的对于当时时代的见解。比如在《政治与良心》中，他斥责西方社会可能对极权主义制度有误解，并自己解释到： 这（指极权主义制度）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他有接着提示道：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他接着指出：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肃清多元化的生活，乃至垄断一切，人为创造历史编造历史，都成为极权主义的表征。 所以说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可能是不确切的，这个词他只是用了几次而已，用来表述一种生存状态亦或生活方式，它的含义极其丰富，远远不能用时间概念能够尽包。尤其是到了中国，更需要明白中国式学者的掉书袋本领，他们喜欢在自己的文章中用一些莫名其妙的学术用语，来显示自己的莫测高深，每当在文章中见到这样的词汇，千万不要以为作者真的含有确切的解释，事实上，它只是重复一下别人而已。中国的“后极权主义”不同于哈维尔的“后极权制度”，唯一相同的是，它也是用来表述当下，这个词的应用和余世存先生的“次法西斯时代”一样，仅仅是正名。
二 1月4日 哈维尔、后极权、文革（一）
看到一个人在博客中提到哈维尔和文革，中间把哈维尔的后极权等同于“斯大林体制”，并且说“自由派们在使用后极权政治这个概念时，首先是假定1949到1976年是极权政治，而1976年以来的时期才是他们所谓的后极权时代”。这都是非常不确切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个笼统的说法，而且对于后极权时期的定义一向存在争议，究竟是以76为限还是以8＝9为限，从来莫衷一是。哈维尔运用这个词一般指称为后极权制度，就他本身来说也没有对后极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下的政府却恰恰是以斯大林政府和希特勒政府为例的。然则这个斯大林政府也并非指整个斯大林时期。
从哈维尔的文章来看，在他的意识里如果单以时间划分，“后极权时期”似乎更倾向于1968年之后。但是哈维尔作为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思想者，他所指向的“后极权”更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意义。他更多的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定义、指责、抗议，而不是时间意义，相较而言，前一个要更容易接近本质。在他纪念扬.帕托切克的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他首次对提出这个词进行了解释： 在权力结构的立场来看，我们的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区别——我希望在上述的比较已经已经初见轮廓——使得我要为我们得制度寻找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如果我把它说成是“后极权制度”，我充分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精确的表达，但是我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用前缀词“后”，并不是说这个制度已不再独裁，正相反，是指现在的独裁运用一种与古典专制根本不同的方式，它大大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
这里提到了“传统专制”或者“古典专制”，毫无疑问，哈维尔的“后极权制度”与此相关，而且甚至时以此为参照点的。在前文中哈维尔为澄清国人对现在制度定义为“专制制度”时，对所谓的“古典专制”解释却甚为清晰，如果对此我们加以比较，也许那更有利于理解究竟什么是后极权主义。他写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被称之为一种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社会地位的政治官僚制度。我担心“专制”这个词，不管在别处有什么含义，倾向于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这个制度中权力的真正本质。我们通常将“专制”和这样一种概念相联系——它是指一个小团体的人们通过武力掌控某个地方的政府。他们的权力是公开的，赤裸裸的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很容易区分出来。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是这样一种假定：它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根基的。它的存在由其奠基者的生命长短来决定。它通常是地域性的、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将自己合法化，它的权力最终来自数量可观的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根本威胁，是有人可能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进而取而代之。
虽然如此，哈维尔仍然避开了给后极权制度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也许事实上他可能觉得这是不容易的，因此不得不用长篇的文章来展开，而更大的可能在于，后极权制度是一种生活，生活是复杂的，根本无法说清楚。因此只能在文章中提出一些可能的特征和观点。在这篇长文中，所能总结的大约有以下几点： 1后极权制度要求一致、标准化和纪律。竭力将生活驱入它的几近必然的状态。在每一个方面触及人们，但是戴着意识形态的绵里藏针的手套，（生活中到处）···渗透者伪善和谎言。。。。在后极权制度之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排除。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仅存的独立政治思想看成是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关注的事物相去太远。也许其中某些值得推崇，但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2通过将每个人拖入它自身的权力结构，后极权制度将每个人弄成一种相互作用的整体及社会“字典整体”的工具。（来维系）自己的运转。 3在极为简洁的意义上，可以说极权社会建立在独裁统治和商品社会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 4与后极权制度比较起来，古典专制制度中的统治者是以更无约束、更直接了当的方式贯彻执行其意志的。古典专制毋庸隐瞒它的权力基础和运作真相，因而不必设立法典来羁绊自己。而后极权制度却完全不能摆脱把一切都统合在大一统秩序之内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中充满了规定、公告、指示、准则、命令和条例的网络当中（称之为官僚网络正是这道理）。作为固有的、以复杂手段主宰人们生活的直接工具，这些准则和规定在后极权社会里发挥作用。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社会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为都被看作放纵、违章、违法之举。
在中国，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过哈维尔的作品，他们所指称的后极权制度较多时候更倾向于李慎之的说法，在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的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没有提到后极权制度与古典专制的联系，他首先质疑道： 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 ，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他跟着解释到：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 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 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相对而言，他后一个解释还是基本靠谱的。 12月2日 第三方向的抵抗（续1）
第三方向的抵抗（续1）
中国社会向来被人称为“外儒内法”，这是笼统的提法。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关联是表层和内质的关系，实质上，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和内涵，自秦郡县制结束中国封建制之后，基本步入君主专制社会，凡近两千年来，君主独统的局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中国社会的政治运转有赖于各方面的力量相互抗衡，但他并不能否认，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他可以为一个集团谋取利益，同样也可以剪除一个集团。黄仁宇提的很清楚，中国缺乏中间阶层，政治机构体系也呈现平面化，是“君统”或者“官统”社会，社会的运转是为了“治民”，财富和权利的流向和权力的构成成正比，因此这样的结构注定它会是一个以求“稳定”为主的扁平化社会。而现代民主社会总体以民治、民有、民享为主线。主体是要给民众自身以自由，保护民众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倘要实行制度变革，应该是主体和客体的颠倒。这将表示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控权力，同时有被民众限制，从而形成根本的利益制衡体。对于社会局面，究竟是保证局面的平衡和稳定，还是要为民众造福，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将决定制度的呈现形式和未来走向。这符合中国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民本精神，同时也融入西方的民众的个体权利观念，唯一不同的只是，执掌权力的不再是没有限制的少数人，民众只在被启蒙利用或者“愚之”的位置上，而是民众出于自身的考虑，提供权力的运用，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方向的抵抗仍然需要一个过程，这决定于中国缺乏这样的传统，因此到目前为止，决定接受这种反抗形式的依然只是少数人。这就无疑造成了了两种趋势，一是决定实施这样反抗形式的人或者人群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生活中生存下来，并有所成就。二是如果这群人成功，如何保证权力不象以往一样，缺乏制衡，仍然走入权力专制的老路子。中国的专制政权一向是一个野蛮的制度形式，它反对异端的方式以肉体为目标，以愚众御众为主线。从精神上形成在控制民众生存资料的基础上，以残暴和恩惠对反抗形式的人群实行分化，以稳定以往安定的生活为饵，捉拿领袖人物。对于领袖人物或者极小群反抗者，采取肉体杀戮、刑罚、以及用合法秩序内的官员位置为饵，加以消灭。最危险的然而最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国没有可持续的传统，偶尔也会出现以这种方式抵抗王权的人物，比如说嵇康等人，略有可循的轨迹。在漫长的专制世界中，基本都遭遇了蛮横的屠杀。这来源于屠杀的合法性。中国的非暴力不合作具有对抗政权的实质形式，大体源于道家，以前有过的怀夷狄华夏观念的虽也存在，民族主义观念的抵抗毕竟与民众牵涉较少，而且在长久的发展中，主要针对外敌政权，而非本国政治制度，甚至多有在儒家的范畴内被解构的样式。道家在传统专制时代，每当政权衰落，都表现出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反抗。这应该来自道家本来含有的自由观念。自老庄以降，君权并不被道家看作此世终极权力顶峰，和儒家不同，道家从来没有为秩序负责的思考，因此道家的思想具有彼世的思维。这样无疑保证了丰富的非君非尊思想的发展和延续。也保证了对抗所具有的思想渊源。然而道家脱俗，不如墨家有组织，事实上，有组织的墨家在绝对繁荣的形式下，秦一统，竟至逐渐衰亡，殊不知，组织是专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
在现代，与过去不同的是，国家的界限虽仍旧存在，且比以往更加清晰，但却不再能如以往一样为所欲为。由于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发展，在世界逐渐得到普及，它将不得不考虑其它国家的影响，随意的屠杀人民是否是值得，并以此如何能够寻求维护自己的更大利益。源于武力的慎用，这给了崇尚自由和正义的人们以机会，非暴力的民众不服从这第三方向的抗争将有走向前台的可能。当然，这仍然要建立在这个国家愿意融入世界的前提下，极权社会是不具有这样的理智的。极权社会的兴起，比如希特勒时代，因为发家出于武装组织和欺骗，这决定了它势必把所有的资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控制可能的供应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物质，明确的宣布不服从者不得食。服从者就要遵循游戏规则，自我杀戮或者杀戮他人。自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缺乏，极权者掌握的力量却空前强大。人民变成了一种掩盖掠夺或杀戮的正义名义。这和现代社会的进程不尽相符，野蛮的行为更犹如倒退向远古，如我们所知，极权主义的兴起同样出于底端，同样成功源于组织，但第三方向反抗不同的是，它不要求武器，也不要求武力夺权。恰恰相反，它是和平的，可谈判的的。不以杀戮和谎言为目的，不主张靠告密来成就的形式。它源自于一种光明正大的请求，不需要掩盖自己。这恰恰是所有黑暗政权所缺乏的。 11月29日 第三方向的抵抗第三方向的抵抗
米尼奇克盛赞天主教对波兰公民社会的保护作用，认为天主教虽然在道路上并非绝对可取，但它以来自世俗之外的权力，维护了波兰社会被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了的民族尊严。在实际上起到了对抗非人化制度的作用。波兰天主教的抵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范本，它放弃了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武装抗争或暴力革命。而采取了温和的、消极的态度维护人民最柔弱的部分，保障社会的真实不被彻底渲染变质，保障受到非人化政治影响的弱式群众的合法权益。从一个较短的时间看，波兰天主教的力量似乎捉襟见肘，处处受到压制，但在长远的背景来看，却正如米尼奇克所言，它是伟大的。多次成为波兰自由精神血脉的最后避难所，在一个社会里，保障了有一种力量在传统中诞生并执拗的生长，以宽大而有力的姿态对抗不公和不义，有别于左右两种对社会抗争的方式，我将之称为第三方向的抵抗。
社会的成熟有赖于各方面的力量，是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相互促进、乃至相互保护的结果。第三方向的抵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一个有希望成为自由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基础。人民对什么尊重，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主流走向。崇尚暴力的民族，自然容易控制权力，而很难和民主靠近。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保证人民的价值趋向？这个问题关联移风易俗，非常难做。我们明确的得知，中国在长久的历史中，已经习惯于帝王的野蛮统治，只有在遭遇天灾和强大的人为暴力，生存不再能够保障，才会往往接竿而起，进行战斗，再造一个帝王。这似乎已经成为规律。在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中，简单的概括为暴君统治——暴民动乱——暴君统治，这样一治一乱的循环。对比之下，东南亚似乎基本都是这样，在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大致可以看见越南和缅甸人民的起义，和中国非常类似的是，农民也遵循自己道义经济学，遵循自己的生存传统，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可以模糊的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文化环境，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群体理念。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里说中国，“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基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他这样说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遵循暴力至上的国家，这一点深入了这个社会的骨血，也被我国民传习，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构成理性。所以，倘若中国打算走出暴力革命的循环，除去破除文化中暴力优先的传统，还要建立非暴力抵抗的良性传统。
非暴力在中国往往没有前途，每当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就会极快的被权力强力扼杀在萌芽之中，直到持续到人民无法容忍，迎来暴力革命。这就有一个问题，谁来保护采取非暴力的人民？武器还是鲜血？本次王怡在一个节目中提到，美国电影《佐罗传奇》，里面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公民投票。一些黑社会跑出来阻挠选举，人民呼唤佐罗，于是佐罗就蒙着脸，出来救人了。他接着问：我们的“佐罗呢，佐罗在哪里？”英雄救世是一个理想，我们没有佐罗呼唤佐罗，我们有佐罗的时候，谁来保护佐罗这是一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民都是佐罗，而英雄佐罗不用太孤单。这样说有一个含义是必须表明的，就是和传统的中国“均”也或平等的理念不同，这决不意味着把高层次的成就拉低，比如把有知识者拉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所享有和要求的公民位置，而是把流氓无产者拉高的努力。因为毫无疑问，一个流氓无产者治理的国家势必带有流氓无产者的无赖特性，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者也势必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前哲有言，最坏的社会政体也比黑社会治国强。这不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社会构造，而是良币淘汰劣币的趋善社会。因此所谓造就佐罗社会，就需要培育人民抗争的理性。进行合理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对独裁权力进行提防和抗争。这个努力中国已经走了一百年，但多数时期被暴力充斥，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人民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但这不意味着失败或者一无所获，恰恰相反，它提供了教训，提醒了歧路，现在需要返回来，重新接续正确的路。长时期的被蒙敝，不意味着无路可走。
波兰人米尼奇克在一篇文章中称要再造公民社会，但“再”这个自用在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真正的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民。倘要造就公民社会，首要一点乃在于要造就公民。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资源，但自从西方人带来的战争打破了天朝的美梦，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就开始寻找重回大国之路的方式，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的现代公民之路被无数人多次探索，现在问题重新提回来，仍是如何造就我国的“新民”？梁启超东渡日本，游历西国，提出这个说法，可惜的是梁启超一直不肯放弃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虽然它很清楚这和西方理念几乎有根本的分歧。不过梁启超还是点明了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是从属关系，是以家庭为基础场，向外拓展，完全没有界清公域和私域的问题，没有分清政治领域内的个人权利，它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中国没有作为独立意义的公民，政治意义上的个体较多关联家庭和宗族，中国只是作为群界而立足于政治领域，只有公“家”或公“族”，唯独没公民。它不给公民任何机会，一个原子式的个人基本是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的。毫无疑问，政治制度的建设和立足于政治制度之基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破除中国的群界政治文化，就意味着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损伤，尤其是儒家伦理。不过，这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事实上，需要破除的仅仅是儒家政治伦理里对权术的掌控方式。我们再推进一步，按照张颢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立国较多着眼于操作方面，而与政治制度无涉。对于制度的变革固然影响很大，但最主要的仍然在于限制权力，既不意味着儒家大权独揽，也不意味着全面变成基督教治国，作为有限政府的包容不是弃绝和排除，而是宽容和拯救。
11月19日 中国—走向开明专制的马车专制遗毒深广，最主要的乃在于对人精神的伤害，在如今西式人权精神的主导下，尤显不合时宜。中国知识界自五四以来，倾力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科学，之后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人性，终成今日布局。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并为中国政治体制变革提供路途，比如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制就是一例。但非常遗憾的是，与西方民主制度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比较，中国智者所设计的政治体制都缺乏真正强大的思想背景支持，之所以这样说，乃在于官民两方，官方接受可以破除目前的共产主义残局，民间接受可以整合传统的儒教礼仪，这样的说法也代表了这样的观念，即政治制度不是政治界一方面的事，政治体制的构成只是表象，真正的内只在于政治思想文化。
是故，在中国慢慢走向开明专制的时期，需要把握时机，从三个大方面入手，对中国政局进行整合，一个是建构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为开明专制走向开明民主并最终走向人性解放的自由制度建立基础。一个是保证NGO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减轻官民两方的压力，为上下疏通做出准备。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他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科举制度废止后，中国教育机构不能为中国中间层面输送必要的血液，这也要求NGO组织的复苏。第三个，就是保证独立阶层的构成。没有独立的有层次的阶层，势必不能构成制衡，这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专制条件下，一层独大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使之带有明显的倾向化，这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目前看来，中国多年的统治方式虽然在集权的状况下办成很多事情，但畸形的发展终于在各方面造成危机。而经济上的运转成为最大的威胁，中国民众固然对宏观经济不感兴趣，也无力左右，但中国密集型劳力支撑的高速发展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对劳工和农民的底线压榨，它使中国经济在放慢速度的状况下，在短期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重量，而赵晓断言中国走向悲惨式增长，虽然一家之言，但很容易看出，中国今日的困局比以往更为严重。
保证开明专制的条件日渐困窘，随着时日的发展，政局的方向将有两条，一个是柏拉图所认为的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最终走向暴君政体，一个是波兰样式的官民谈判和解。历史循环往复，殊难预测。波兰之所以实行和解式解决途径，恐怕和波兰的天主教传统密切相关，波兰共产党虽然对宗教并不采取绝对宽容政策，但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多年间，天主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维护和延续了波兰独立的民间社会，并影响了偏民主的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此，才能造成保禄二世回国后，巨大的官方和民间反应。在这方面，中国是欠缺的，它完全不同于波兰的被动式统治，而是主动式统治，对人本身缺乏神性的尊重，和解的前途非常渺茫。同样的道理非常明显，暴力也永远不是解决之途。何去何从？这无疑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
正如王力雄在《天葬》中所表述的无奈一样，我们也必须对中国如此。我们期待一个契机，一个奇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做好一切的准备等待，以具备迎接和把握的能力。（续完0 11月17日 中国——走向开明专制的马车任仲夷去世，国内有悼念者。事逢凑巧，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90冥寿在即，官方发布消息，表示将开展纪念活动。外媒纷纷猜测，此次的规模以及到底有怎样的涵义。这两人都官至高位，前后多年掌握我民数以亿计，生杀贫贱一语可左右，但是，并不例外，二者都是悲剧。尤其胡之逝世造成中国政治发生变故，成为十几年来之最大转折。此次不闻民间悲声似昨，而官方动作反耐人寻味，是否如外界所传，中国高层将进行开明民主？
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党派，势必存在分歧，简单化之，可有左右之别。据称这种分法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左右含义不明，但我们可以以保守和激进称呼。比如这次的任仲夷先生，就被成为改革派，和中国的李慎之、李锐等先生并享民间高誉。对比今日的江左一派，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政治激进派。然而在朝和在野不同，在野的话，激进代表持异议，就是说很容易触动高层的敏感神经，对于自身安全来说，也有危险。这些弱者的强武器是言论。在朝则代表强者的游戏，例如同在广东省任职前省委书记的陶铸先生，在50年代就敢于公然抗命，和彭真相互呼应，抵制毛。这就可以说，主要因为利益的不同，在集团内存在种种分歧是无足怪的，是不是为民，那需要打个问号。
但是民间关注这群人的着眼点在哪里呢？主要在政治方面。比如任仲夷先生凯风气之先，支持广东的报业发展，及时到现在，广东在报业仍是翘楚，上海和北京恐仍有差距，而陶铸，对沿海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大，不容抹煞。在观念上，坚持传统的以民为本，适当放开言论，引进西潮。中国的政治家很简单，只要敢于为民请命，使民富国强，就可以青史留名。倘不成，个人政治前途晦暗不明，但未必有很大的风险。当然这是以往，现在是不然的。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民主传统受到威胁，在关于民生和民智、民权方面明显居于劣势。所有有悖于目前统治方式的作为都可能对现政权产生威胁。比如放开言论，这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做的，一旦如此，人民有选择的能力，那么，前国民党政权就是先例。如果再开放党禁，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了。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无需遮掩。因此，无论怎样的激进改革，党内民主派都不会触动这两点。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这两点，西方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西方民主未必会适合中国。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无法知道。但是出于这种恐惧，官方保守派和官方的以及民间激进派可能达成的共识将是：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专制，在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一、维持中共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权威主义者的大前提。二、适当放开报禁，但必须坚持在官方领导的审查制度之下。三、鼓励民间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治禁区，不允许民间插手。四、提高党内民主派的地位，听取民生疾苦，采取适当政策，对民间进行怀柔。倘若开明专制式可能的，能够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建立起来，那么，也需要几个条件，一、国内局势应该基本稳定，没有大的暴乱。二、民众能够普遍保证生存权不受威胁。三、提供一定的福利政策，保证民间的失业人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四、思想教育引向民族主义，以对抗分解西方自由主义。
开明专制，也仍然是专制。在体系上，她更类似于中国的秦帝制。在保证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前提下，中央掌握绝对权力，分化万民如蚁。阿伦特把这样的民众成为群众。但是在她的极权主义概念里，需要一个绝对的极权者，对于民间来说，保持的是“无阶级社会”。中国不是这样，和哈维尔所谓的后极权社会也不同，它拥有一个畸形的阶层。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和政治无关，政治既不能利用他作为后继力量，它也不需要政治对他实行西方的福利策略。它抱有的是传统的官民观念，只管耕作和生存。所以可以说农民是非政治阶层。还有人称的一个是“知识分子阶层”，严格来说，这是不确切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因此在政治上划分的话，应该是精英阶层和边缘阶层。开明专制的最好方式，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是精英政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民众素质之下，更是如此。倘若不是这样，那么最可能的就是中国过去长达十几年的保守官僚的庸俗治理。我们可以看见最明确的就是，在这十几年中，对于知识者的警惕，以及对知识精英的排斥。
十几年过去，重新走到开明专制的路口，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这并非福音。中国目前缺乏受过良好政治训练的政治集团，因此开明专制需要进行必要的妥协，恰恰危险存在于，中国的政治道路无法妥协。政治集团的分裂，被柏拉图看作最危险的事，而民众的权益受到今日的损害，不可能被官僚集团倒回来补偿，而开明专制必须给民众意思光线，正如布什总统这次在日本的发言，“你开一个缝隙，光就进来，就不可能在关上。”那么，抛却开明专制，我们还有路途么？这个问题同样无法回答。所有的路都是险途，可不能不走。（待续） 8月3日 属于中国百姓自己的未来：再造权力构架，重拾道德勇气 前些天看见闲言先生写的《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我觉得很反映现在很多人的思想状态，他总是寻求一个所谓是“关键”的东西，然后说应该怎样怎样，虽然这很难统一。老实说，目前中国的问题太多，解决哪一个都很关键，最关键的怎么解决。我们倘若按照闲言的说法，现在中国的寻租只是过渡阶段的平常现象，将来会好的。他觉得，如果我们向进步，就一定需要付出代价。这是个乌托邦的许诺。未来有谁知晓？
现在必须追问的是，在当今中国，谁在承受闲言所说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不是可以放过，留待将来再去清算。媒体总爱提国家承受了怎样的损失，似乎国家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但这一切是怎样由国家承担的？说国家是很抽象的，在中国，国家也是由民众构成，老百姓也是纳税人，虽然她很少有这样的观念，也不要求保障因此有关的权益。实际上他们承担着国家的重负，却几乎放弃了应得的政治权利。当然这主要也由于，要求也是毫无意义的，国家并没有把这种可能的选择给百姓。宪法的规定民众知道得少，能够熟练知道宪法内容的更是寥寥无几。兼之中国的律师不作为以及无法作为，法律几乎不具备由下向上的权力压力。而且，有些本应由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宪法或法律法规也明令禁止，或者就没有说法。
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实际上的纳税人在维持这个国家的日常运转，承担她的沉重和痛苦，而不是某某领导人的决策。恰恰是，这个决策也是由百姓来为风险买单。决策是正确的，老百姓或稍有好处，倘若决策是错误的，老百姓必须得承担，没选择。而且一旦中国的领导者犯了错误，寻常的百姓也无能参与对其弹劾的过程。而最后能够决定政治层面的，将是真正把握政治权力的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做推背，如果老百姓犯了错误，除却法律惩罚这一方面，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可以对你进行惩罚。运用的手段基本雷同，就是政治诬陷，或者叫做政治栽赃。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称呼，就是“莫须有”。这意味着你的命运除了上帝能做决定之外，仍然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你的头上，还有另一只上帝之手。
这是很尴尬的事情，一个人生活在群体社会的人，连命运都不能有权参与，而要完全看别人的脸色，这生活是如何的犬儒？连命运都是都被政治所操纵和影响，那么你如何去做经济呢？如何能够不与政治打交道呢？那又如何实现自己富裕的理想，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财富？这都是需要追问的。只有解决了这一些，你才能考虑经济怎样遏制腐败。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按照萨特的理论，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但你不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政治选择，而这选择在今日的中国基本代表在其他领域的失败。在我看来，不按照政治的黑规则，你做经济事业也不能成功。富豪孙大午就是很著名的例子。反过来讲，中国第一批起家的企业人正在逐渐被牢狱扣紧，揭出来的已经触目惊心，可能依然只是少部分。可以看出，你不遏制政治黑规则，起家的就是这批人，否则就被淘汰。而起家的黑规则所造成的结果，就要有百姓买单。就是血腥，暴力和现在的邪恶。如果单单寄希望于经济进展，中国就会成为赖昌星的西西里，就会暴富和赤贫相应。
闲言所提到的工商界层的反权力呼声，一直以来就有，恰恰是，这群可能成长为闲言所希望的中产阶层的人，一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崛起，就意味着黑规则的失败，如果他们不反对，就没发展。如果他们反对，就要反对政治黑规则，说白了，还是关键在政治。政治不解决，呼声就会一直存在，但也会一直如此，甚至更糟。二十年的历程，已经见证。
况且经济发展不但要考虑政治，也需要考虑其他的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倘若要良好的运转，就不能拥有一个黑帮化的社会运转体制。而现在中国不是物质的问题，精神体系面临着更大的绝境。这也就是要求，中国需要重新提起可以遏制邪恶生长的道德律令，在西方，这很大一部分被法律所保障，中国不同，法律自古以来主要服务的目的不是这个，而是保障王权，奴役百姓，更好的治社会。
魏沂在中国的“新德治”中有很好的分析，在文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政治生活脸谱化，充满了戏剧色彩。一直以来中国以道德作为保障社会运转的手段，孔子的教养说加上韩非的绝对君权，维系着中国两千年来的秦制。1949年之后，道德作为维系统治的手段也没有彻底改变，而是做了变更。魏忻指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是1949年后的中国用政党伦理来实现政治治理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基本机制。这种道德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旨在塑造圣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的道德化政治，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实践中，既在糅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传统修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别致的真理话语，又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权力技术，从而使新德治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每个人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他提到了“赤色恐怖、整风审干、引蛇出洞和奉旨造反”这些新德治的权力手段，每一个手段都是一个血粼粼的历史。
在我看来，新德治或者道德治国的最大危险性就在于，道德被化为规则，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此过程中，运用娴熟的政治诬陷和道德诬蔑，成为权力腐蚀民族百姓的最佳手法，也最为常用。原因也在于，正是政治，在各个领域，包括公共道德领域，在当了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吹哨子。魏忻还接着指出：“然而，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自由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与腐败朽烂。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新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新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进一步说出了这个民族堕落的真相，经济只是新德治的外在色彩。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有一个很好的意图，他认为，如果要改变意识形态的宗教特征和由虚假的道德意境所成就的热情，首先要求个人意识的觉醒，肉身，作为一个现实中存在的符号，将清晰可见。然后才能进行精神再造，选择到底是“卡吉娅”还是“阿蕾特”的路途。这就要求，要挑战唤醒存在于各个领域中被埋葬的个人意识，完成一个充满人性和个人活力的公民社会。然后才可能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那样，再造人的关系。杜威和中国的康晓光似乎都有这样的期望，但是不同的是，杜威是建立在个人政治地位基础之上，而康则是相反，建立在政治权威的深度觉醒。这终归还是遥远的梦想。恰恰值得指出的是，脱离公共政治道德的个人的意识觉醒，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表演构成毁灭性的威胁，这是它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个人性不能解脱，一切也将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真正掌控个人的力量。经济反抗，就是噩梦。
政治的顽固和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举步维艰。朝野提出的策论都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实施的很少。这从侧面说明，中国目前的利益格局非常诡异，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平衡能力，很难保证局面的发展。然而不改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只能被动的等待朝野形成基本的共识之后，再进行部分的革新。在此过程中，尽力维护各方面的利益。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依靠政治力量进行强制推行，这之后就不再允许出现相反的声音，一旦有，就犯了政治错误，可能因此遭到政治打击。这是保障中国目前政治权威的最常用的手段。
政治正确已经是中国公民做事的第一考虑，在实际中，被总结成一句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就是要站好队。昆德拉在《玩笑》中，叙述了一个被打击的学生，其原因就在于政治的不正确，占错了队。昆德拉把历史写得很荒谬，他总是似乎是有意无意把政治拉来作为补充，来表达这种荒谬性。实质上，政治挂帅，无论在哪个国家，一旦成为公民做事的一个大前提，就要衍化成恐惧的源头之一。
由于政治的特殊性，使中国成为一个按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能力分配的国家。权力的多寡决定所在的阶层，也决定了所要承受的风险。何清涟表述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在表述上，她模糊了财产和成就的成因以及原则如何起作用，但她随后作了到位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的腐败状况和因此造成的结果，就在她提到“制度性腐败”的同时，已经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结构社会，按照权力的构成，形成了财产、成就、教育等等的类金字塔形构造。
按照应星的分析，虽然中国社会的官僚体制运作存在上下衔接的真空，但是在权力的整体把握上，却一直是上层占据优势。这也基本保证了权力的类金字塔形结构的大致成功的运转。这样细密的联系使中国的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完整的权力链条，和综合着传统与现代的官官互为照应的良好机制，改变它异常艰难。说一句“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是太轻松了。如何把政治和绝对权力分离，按照限权的模式，改变中国的黑政治规则，再造中国的变形政治塔形结构，是现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等待经济的发展其实无异于等等权力的过多贪婪所导致的腐烂，并因此造成的无数急需解决却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再造权力结构，意味着再造道德勇气，意味着再造个人信念，意味着正义和良知能够成为和权力抗衡的内质性力量。这是中国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族志士的希望，它表示的含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人民能够有真正的家园，发挥自由心性，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最低的社会层面上，要求避免“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的惨烈局面，保障和平、温饱、以及不受虚假道德热情诬蔑和政治诬陷的生活。经济要发展，政治也要改革，这是不能只提一个的。 7月5日 我老了么和人情社会现在最让我心痛的是头发突然越来越少了，是我老了么？当年我的朋友们相互开玩笑，用温瑞安的话说“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想不到真是如此，进入社会短短几年光景，就一切都不同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现在，温情逝去，居然不断的生活在江湖中人与人的战争中，书中的侠客可以退隐江湖，不知道我退向哪里呢？恐怕那是无路可退的。我的肉体即使要委屈的生活在世界里，也不能抑制我精神的哭泣。我知道，一切已成宿命，还有什么可选择的？
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你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我记得费孝通那个被人抨击的说法，“是他赏识了我，知识分子是需要赏识的。”其实费孝通在精深的社会思考里，从来不曾忘记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总是个王权社会，还是一个义字当面的社会，旧乡王学泰在书中所说，中国学者忽略了这个国家中独特的水浒气。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好听的说法，现实的讲，无论是哪个时代，需要一个群体，需要一个被提供的舞台，这样才能作些事情，而不会惊才绝艳却被迫消融在时间里。我们知道的悲剧是因为它纪录下来了，那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呢？中国并被崔卫平所说的那样，是接近于原子社会的人，实际上，果真如此，我们是如何被包围的呢？那其中，有一条隐秘的链条，就是人情。人脉在中国的重要性，不必掩饰。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一直攻击圈子，但其实，这是如何的荒谬啊，你不是在不断的形成圈子么？物以类聚，是没什么可羞耻的事情，羞耻的是，批评和表扬与公义无关，与私人无关，而是出自利益。出自淹没公义的利益。
我们作为人质，很大一部分也是如此，不是我们的亲情么，感情么，恩情么？中国思维里这个孝是了不得的，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被捕临刑，作诗云，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诚为悲壮，而在东京的鲁迅在去当刺客前说的却是，我死不足惜，然家有老母，谁可奉养？几年前，我在课堂上听一个老先生讲课，说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却不待时，无语泪落。满堂寂静。我是越来越老了么？现在不断的领会了这含义。我们需要感谢的是，虽然国民党腐败，但是不曾使用曹操的手段，也不用鲁迅学习诸葛，最后他还能痛快的说点话，他的书索然被封杀，他还照样拿钱，不上班拿国民党的钱觉得有理，不付钱就打官司，还打嬴了。我们可以么？所谓前怕狼，后怕虎，是指，前面你怕自己的父母成人质，受连累。后怕自己子女成人质，受连累。这个株连，你是没办法的。有几个人，舍得一家都被剐，誓把皇帝拉下马呢？
可我们不能退却了，我的岁月渐失，我的父老姐妹逐渐被战争吞噬，我们孤独的站在河上，看着黑暗的闸门越来越近，未来的枪声已经响起，我的痛苦和焦虑都变的无意义。等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最后的稻草来临，我们要如何选择呢？你们，你们，这些人血馒头，是向北而行，狂歌而去的死士。且让我为你们送葬。你们的鲜血和抗争将被后人铭记，知道还有美好可以争取，就象黑暗守夜神中所说，只要还有人相信光明，就有希望。这已经足够了。 6月21日 秘密社会的流光异彩四 中国目前的思想界一片混乱，这是使人痛心的。然而我们回想起中国文人一贯的性格，也会觉得释然。文人相轻是自古依然的，更加重要的是，文人无骨也是自古不变。撒在这片大地上的碧血很少是文人的，这是我们的缺憾，也是我们长久良心缺失的部分原因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一样，需要面对所有中国的问题，他们更辛苦，痛苦，艰辛，可更多的是沉没在中国的政治水面以下，或者作为无良政客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民众怜悯他们，正如他们怜悯民众一样。对于这个民族，他们也许应该承担更多的罪。毕竟他们更清楚，怎样可以选择正义，怎样可以自由的生存在大地上，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来精神就是被阉割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怎样继续阉割这个民族的精神。我希望，那些立志于恢复中国传统的人们，首先拿起中国古老的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独立精神，铮铮傲骨。文化的血脉在于它的悲壮的英雄悲剧性，而不再犬儒的喜剧。 中国目前的思想界分歧甚多，被人为的分为很多门派。但在我认为，最终必须取决于三点。即如何面对民众，如何面对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 我们首先看如何面对政府。中国的权贵主义立国思想，对本民族的思想伤害严重，因此，赞成政府即表示在大立场上基本赞成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立国思想，基本对政府决策不持异议。二者是对政府持异议者。我对持异议一词的认为是，在中国政府的思想立国背后，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对目前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持反对或改良态度。三者则是骑墙派，严格来说，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于中国传统的韩非“术”的一面。按照中国思想者张远山的描述，可以称为“智子派”。可惜张远山先生表述错了对象，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应该是闲言先生。 在我认为，完全倾向于政府思维的可以称之为政府圈养的谋士群。他们完全靠权力生存，主要收入是政府的给予的薪水，所以这一部分即包括既得利益者，也包括鲁迅先生所称为的“叭儿”。他们并不考虑究竟政治的趋势是怎样的，而是无论如何都要以政府为标准。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政府派。完全把他们当作政府的一员来看待。 持异议者，在目前的思想界来看，共识是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右派的部分人。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范围应该要更加广泛。起码应该包括康晓光。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中国明显持批评政府的一派思想者，对康晓光多有辱骂。但是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康晓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恰恰相反的是，他也是被制度深深伤害的人。他的著作基本不能在大陆出版，究其原因，正因为康晓光决绝的反对现实政府的思想基础—权贵资本主义，而主张以儒家背景来整合现今的思想立足点，这是和政府格格不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的持异议者乃是指，所以对中国政府合法性立足的思想基础持批评或反对态度的人。他们共同在拓宽中国的自由领域，也正合力在中国的官方一统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突破。 但是如同闲言先生则不同，他在作出思想表达之前，要看一看现实是否合适，然后提出一个他认为会最容易达成结果的道路。然而我们千百年来批评韩非的一点就是，对于人性正义一面的漠视。可以这样说，即使是在死伤数百万人后，秦政一统，长远看似乎有利于国家，但我们永远不承认它的道义力量，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在我看来，他对于正义力量的忽视，为这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是至今不能摆脱的。中国学者有人称，千年以来，皆秦政也。正是这其中可见到的危害性。而我们，在黑暗之中，无论现实怎样，都要争取正义，在我看来，这才是万古长存的，值得我们受难并永不放弃。因此我们不会搁置，正如我们不会放弃神灵一样，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良知。暂时搁置清族之侵，等待千百年后，让后人翻案并嘲笑。 如何对待民众包含着如何面对中国最深重的苦难。日前发生的两件事很有代表意义。一个是沙兰镇水祸，一个是河北定州事件。它一个表达着如何面对政府力量下的民众，一个表达了被伤害的民众如何被保护。（待续） 6月17日 秘密社会的流光溢彩三 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劫持为特色的。所谓的“劫持”，已经远远超越了肉体所能表达的范畴。在我以为，它所进行的劫持是全方位的，包括自我劫持和恐怖主义劫持。由于权贵资本主义获取正统和资本的不正当性，所以在维护自身法理的过程中，必然要采取对持异议者的恐吓、牢狱、以及进行对其亲人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以便最终形成持异议者的自我劫持。相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恐怖行为而言，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封闭的，它不分时间和空间，在理论上，只分为可以阻止和不能阻止的。这跨越了地理上的限制，即使在遥远的国土，恐怖主义所进行的报复依然沉重。这必然导致，危险存在于整个的人类社会，权贵主义所威胁的不但是那一国的国民，劫持的也不是少数的人群。基于它对人性的蔑视，我们可以断言说，权贵资本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毒瘤，每个人都应该反对它。就像肯尼迪总统所言，如果这个星球还有人是不自由的，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是自由的呢？我们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正因为我们血肉相联，每个人都是海面上漂浮的一块大陆，失去哪一个都与己相关。 中国的劫持和西方的劫持有异曲同工的地方，除却肉体上的几近一致外，还共同对自由文化的传播和延续进行打压。在我以为，最主要的正处于对于真理的敌视，对真相的恐惧，同时还出于，对可能具有的如同王朝建立时期一样的大规模暴力的本能提防。在中国，还由于对肉体的虐杀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对弱势欺凌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主要是中国文化里面缺少阳刚的一面，自由的表现自己的欲望是不别允许的，甚至阴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所谓“上善若水”，“柔能克刚”等等称为公然的生活信条。中国人受虐和被虐的心理当然与此相关，也更与因此而形成的中国日常生活环境息息关联。如同西方一样，中国人杀死异端，并从根本上，禁止掉异端的所有言论。最为特色的是文字狱，中国的文字狱主要由于想象，它抛开掉法律在生活中的存在，而首先拿捏罪名，随后在搜集编造罪证。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字狱不属于疑罪从无的法律样式，而是恶罪从疑开始，“莫须有”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这绝非出于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法律除了具有暴力的力量，基本是无用的。它存在的和理性乃在于统治的需要，很少表达正义的力量。由此在中国的文化里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不存在于任何法律条文里的，那就是避“讳”了。在现在，它的表现形式为“敏感词”。我们可以从敏感词里面，感觉到什么是不允许说出的，以及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个思想者说，中国的每一个汉字都有一段被禁止的血淋淋的历史，虽然这未免夸大，但确实有些理由在里面。和古代中国不同的是，现在的敏感词不再被公布，需要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去猜。直接来讲，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希望人民放弃说话的权利，而把喉舌转让给他们。 但着最终被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由于人民本身所具有的天性未泯，上帝的神性时刻刺激着他们的良心。所以“持异议”作为一种隐秘的文化传承下来，虽然历经千年，没有死去。并且无论是那一代的帝王统治者，都被迫称之为中国的脊梁。他们在史书中，鼓励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得以延续。问题是，他们却不是完全真实的，因此它有迫使后来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已经被鲜血铺垫的路，仍然要重新走一遍。 道路以目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同样需要我们猜测，究竟在其中的空隙中消失了多少可能的真实，鲁迅从其中的文化思维意识中发现了“吃人”，而史景迁从中寻找中国人普通人的历史，余英时则断定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秘密经脉，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中国的劫持已经成为文明的常态，它跨越了时间、空间，没有深度广度、国界地界，广泛的铺满人类的生活。它改变了历史，它也谱写了历史，它还劫持了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但有伪经，最最遗憾的，乃是我们看到并千百次接受的伪史。它进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将来。因此，倘若说西方的生活中写满自由抗争的光芒，而中国的生活则写满了虚假、恐惧、威胁、罪恶和灰尘。我们如果需要反思，只能弃绝，否则我们将永远深陷其中，只知华丽，而不知其实黑暗正来自华丽的光彩中心。 长久的意识灌输使我们的人民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它认为，所有的一切乃是权贵资本主义所给予的，事实上，真实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包括辉煌，也包括罪恶。关于未来，也是这样，包括黑暗，也包括光明。 6月16日 秘密社会的流光溢彩二 我一直觉得，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当然也等于说，中国的权力隐秘的使用规则，按照福柯的说法，这才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支使力量。中国的权力运用有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并不被普罗大众所知晓，进入现代之后，它更拥有了比以往更锋利和强大的武器，就是宣传。说传媒是不太准确的，在中国政府还处在延安的萌芽时期，宣传已经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构成了权力合法化的初始化准备，第一批被洗脑进入规则的人构成了制度的基础层面，这种智识上的准备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体现的很好，当时的持异议者基本退入台湾，在大陆，底线控制在沈从文等文人的界限上。他们被想当然的排除在外，在随后的几年中，底线逐步扩大化，完成了恐惧从身体到灵魂的渗透过程，和苏联相同，权力的运作导致了大量人员的非正常死亡，有些甚至运用了非常恐怖的手段，例如集体屠杀，残酷刑罚，秘密处死等等被人类社会视为理应灭绝的手段，这些手段并非通过技术，而是真实的人，这样，制度的正常运转基本形成，完成了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都是执行者，都是凶手的现实状况。为了维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保护其他在制度内生存的人不受到排挤和镇压，每个人都必须撒谎、冷漠、虚伪、告密，并完成制度所需要的表面文章。 恰恰是这样，在权力残酷运作的过程中，进入权力中心的人成为受益最大的人，相反，处于权力边缘的人群，则承担了中国最大的不幸。历经几十年的道德疏离、圈钱运动，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真正的掌权者，它所造成的罪恶是全方位的，他如同远古的巨兽一样，贪得无厌，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法国那位国王的名言，那管死后洪水滔天，中国的权贵主义根本考虑不了那么远，目前来看，中国的资源消耗史无前例，已经超出了几代人的用量，环境的破坏严重，几百年也不一定能够修复，百姓穷困，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而执法的野蛮可能也是并世无双。最主要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了中国的道德荒漠，它最大限度的复原了人的欲望和心中邪恶的一面，它是我们的人民在金钱的制度下，把人性降低到了最低点，加之权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不合法性，注定了在它的动物庄园不允许把罪恶彰显，它充分运用了权力的最大可能，把光明压制在黑暗里，而使世界成为悲凉的午夜。诗人荷尔德林说，诗人的使命，就是在黑暗之中，走遍茫茫大地。他的意思是，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亲吻每一片被蹂躏的泥土，寻找故乡。 权贵主义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人的无所敬畏。对于一切都怀着亵渎的心情去看，除了权贵资本的榜样性力量，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现实中，这表现为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卑微、懦弱、胆小、虚伪、狠毒、不敢担当，什么事情都敢做，又什么事情都怕做。这当然也在于，在中国的成长需要付出太多的资本和风险，邪恶的异质同归，合谋的力量竟至于善良不能存在。龙应台先生曾经愤怒的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脸红？也许我们实在需要问得太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中国人，为什么不惭愧？中国人，为什么不感到耻辱？鲁迅先生的阿Q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写照，可是我们的时代连那个时期保留的一个民族仅存的英风侠骨也已经丢失。没有英雄，没有侠客，甚至连象样的强盗都没有一个。我们活在耻辱中，每天都在瞒和骗中渡过，谎称为了别人，而一味的懦弱下去。我们不敢看待过去的历史，不敢和眼前的那些不义的人们争吵，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丝毫的努力，甚至甚至，我们不敢说自己象个人一样的活着，努力嘲笑别人，努力帮着压迫自己的人去排除异己，努力的维护着一个谎言的运转。在喧嚣中守望洪水的到来。 权贵资本主义侮辱我们为人的尊严，所给予我们的白眼是空前的。在本质上，它蔑视人的肉体，人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看来，只具有工具理性。它羞辱人的肉体，并不按照远古的方式，从肉体刑罚上劝戒，它现的更有智慧，不到万不得已，它并不会消灭人的肉体，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拉拢和折磨，逐步达到肉体的非理性化、工具化，使人意识不到尊严的存在，并在潜意识里消灭了这一块，一言以蔽之，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乃在于交易，这交易的根本在于非正义性。它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独立意识。权贵资本主义注定不是仁慈的，自由的，它因此决不是属于人民的。 6月11日 秘密社会的流光溢彩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 一 有时候会很奇怪，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国家？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做出宏大的解释，然而我深知，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有这个能力，给时代一个贴切的标签。但是我也明白，有些人是真正伤心这个民族的，因此它努力的理解，尽力的表达，以求达到力所能及的时代深度，不过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甚至有些许的药方开给这个重病的国家。可惜所有为此努力的人听到最多的，恐怕是这句话了，“这一切都是没用的”。是人民真的绝望了么？我从来不这样认为。从本源上，这绝对出于国家权力给公众造成的沉重压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最悲悯的为民众解释的是任%不寐，他称呼这为“灾民理性”，而余%世存先生的则要稍欠，“类人孩”，这个解释或定义的提出是不严密的，他代表的一种倾向使我难以接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民众的麻木和不理解么？最重要的，我们作了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为我们的无奈感到屈辱和悲哀，我们自然也应该理解他们麻木和软弱的无奈。这出于同样的环境和世界。我们的挣扎和他们是一样的，因为同样的事实是，我们都生存在人性线的下面。都过着植物理性的生活。五十步笑百步，如此而已。 我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在她夸奖了我一番之后，我很羞愧的告诉它，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想自己过的好。只是因为我适应不了“半兽人”的生活，我喜欢自由。是的，我深信，人民也喜欢，而且会在自由的状态下过得比现在好，民族可能也会强大，但是我无权决定他们的生活，最最重要的是，我不能解决他们腹中的饥饿。我控制不了他们的肚子。我深深知道谁能解决这问题，但是在这个国度不愿解决的时候，我只能干嚎。这个就是隐藏在所有为时代命名的知识分子名词后面的道理，聪明的邓大人看得非常清楚。斯科特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为东南亚最贫困的人民所写的书，《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生存理性。他固执的认为，人民在生存的考虑下，不可能有多余的思考去考虑剥削和自由的问题，他们只关心，今年的生活能否继续，以及怎样可以度过灾年。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任%不寐的灾变论，就显得清晰可见，虽然这个理论它不是原创，书写的也一般般，但是提出来也很了不得。而“类人孩”，用马克思的解释，我们可以称之为“异化”，当然马克斯等人这个理论的提出和理论适应人群与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有一点一样，就是它的人民，都没有完整的人类思维，丧失了某种能力，在潜意识里，有很大一部分被隐藏起来，这也导致了部分历史的缺席。它沉浸在传统的生存惯性里面，直到有一天，生存的链条被打得粉碎，再也无法延续，才会成为暴力抗争，这是弱者最后的强武器。 我们的国家，在大范围来看，还存在于一种适合于非暴力抗争的大环境中，因此，才会有两方面的智者，强烈呼吁官方和民间进行对话，这也导致了“次公民社会”的勃兴。所谓次公民社会，是指在极权统治的背景下，自发的、有组织的民间团体，广泛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形成一个和官方“想象的共同体”完全不同的社会雏形。这当然来自于极权社会法理性的丧失，但也来自于民间智者不希望暴力的政治勇气。可是我们也许必须明白，中国的政局完全取决于偶然，人类社会的政局也完全取决于偶然，哪里有水到渠成的“必然”出现呢？太阳今天会出现，是一次偶然，它的一千次升起，依然是偶然。就象希腊七贤的出现，就向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结果，我们永远不能把握。但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可以生存的更多的可能永远是独夫民贼。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这不但来自于我们的贫困和腹中的饥饿，更来自于我们的精神质地丧失千年，我们无能养活自己的生命，也无能养活自己的灵魂。一个不能摆脱植物生存状态的民族，永远都是侏儒，一个在植物生存和动物生存状态下生存，但是仅仅关注腹中饥饿而缺乏道德的民族，也只能在野蛮中存在。就算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也无能改变。她的孤独更深，站在悬崖之上，无路可退。更何况，我们那里有这样的领袖呢？ 哈威尔是我们需要的，米尼奇客也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可为自由努力的人越好，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如何拥有一个文明的国度和国民。我们无权指责，但有责任传播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告诉他们，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过上属人的生活，人民是上帝的人民，而不是独夫民贼的奴隶。我们社会复活的希望，基于人民自己基于自由的创造，没有人可以拯救这片土地，除了我们自身，恢复人类的尊严、久已失去的自由，和我们压抑已久的梦想。正象哈维尔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逃避，你选择压抑，忍耐越久，伤害却不会因时间而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它造成的伤害越大。 二 6月6日 关于“康晓光对秦晖底线的看法”的看法近来看见一个康晓光先生的访谈（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2561），是强国论坛的，没怎么细看，但是比较注意了他对樊百华提法的一个评论，我想康先生可能根本就没看过樊百华的文章，也不知道什么是“秦晖底线”，所以才有了这个对答：
[老船]：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语句：“一切爱国者，在‘秦晖底线’上合作吧。”康教授是怎样看待这根底线的？
我找到了樊百华的文章，发现起对秦晖底线的概念提出来自以下一段话，“他（指秦晖）断然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然后樊百华解释到：“所谓共同底线，就是从当下的问题求起码的也是基本的正义！这里没有丝毫主义方面的闲情逸致、好高鹜远，不过是从问题语境显影一下自以为是的学者们的主义谱系罢了。顺便也想模仿秦先生的思路说两句未必枝杈的程序问题。首先，程序如法即法，当先求善，恶法程序也繁且铁，唯惩善扬恶是图；其次，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来说，有程序正义未必有实质正义，但无程序正义则一定没有实质正义。” 康晓光先生在前面的回答中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对秦晖底线颇有异议，倘若从樊百华先生的文章来看，那么康晓光先生应该就是认为，他并不接受可以在“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这个底线上进行合作的可能。也并不接受樊百华先生后来着重指出的“从当下的问题求起码的也是基本的正义”这样一个命题，但是这和康晓光先生的解释明显有冲突，他在解释自己的“仁政理想”时说，“我个人认为‘仁政’能救中国，但是这个‘仁政’绝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简单复归。它是在一个市场社会的背景下，在充分的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一系列的要素之后，结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提出的一种政治结构。因此在这个里面，不仅要强调儒家的道统，强调道统、学统、政统的三位一体，我还要求要有像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法团主义、市场经济、福利国家这样一些要素。”这里着重突出了自由。他又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和那些强者如何去对待弱者。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强者的日子肯定是非常好过的，那些有权力的、有钱的、有知识的人不会觉得不和谐，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往往那些被剥夺、被压迫、被愚弄的是那些弱者。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关键看弱者的处境，而弱者的处境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者对他们的态度和办法。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社会，特别是这些强者。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不和谐，最关键的就是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学不仁，为人不仁。”这里含有保障公民权利的意思。而在后面的回答中，他又着重指出：“我认为一个聪明的政府它应该是既能团结强势集团，又给予弱势集团必要的保护。至少不要逼着他们铤而走险。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历史上来看，当政府对各个阶层和阶级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的时候，才能保证自己凌驾于所有的阶级之上，我希望中国的政府至少是一个中立的政府。所谓中立，就是既不过分的偏袒某个阶级，也不过分的压榨某个阶级。一个与精英为敌的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一个逼得穷人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就眼下而言，应该是有节制的政策。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把欠农民工的钱发给人家，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连血汗工厂的规则都不遵守，完全是一种欺骗和抢劫。胡温新政以来有一个最可喜的倾向，就是开始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开始给予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 ”我觉得着其中含有程序正义的要求在里面。倘若康先生看过并知道什么是秦晖底线，那么它这种说法将是虚伪的，或者说，他存在着内质的矛盾。我相信，康晓光先生也不太可能否定“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所以以上的回答看起来和樊百华的“秦晖底线”是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的。 我看过康晓光先生为李思怡写的长篇文章，非常动情。我很感谢他做了这件事。但是康晓光在其后的访谈中夸口说：“你可以看看我的文章，你可以看看我写文章的风格。我对现实的批判是非常深刻和严厉的，没有一个自由派超过我。”当有质问他“货卖帝王家”的立场时，勃然大怒：“如果你了解中国政治的话，像我这样写文章的方式是不可能‘入道’的，凭我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如果我真要搞投机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学得经世术’是正确的，中国的读书人嘛，经世致用是为学的基本的目的，我本人也不例外，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至于说哪个人、哪个党对我如何看、如何想根本不在我考虑之列。”我不知道康晓光先生的这个“没有一个自由派超过我”的比较是以怎样的依据进行的。目前来看，康先生的著作虽有“对现实的深刻和严厉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方向指向上，和自由派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事，康先生和自由派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同罢了。吊诡的是，在康先生希图进行所谓“仁政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建立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时，倘若权威和仁慈发生冲突时，竭力维护的不知首先是仁慈呢，还是权威的存在。倘若首先是仁慈，那么对权威的批评恐怕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必定要求有限政府，那么权威恐怕要打折扣，这和自由派的观点很相似。倘若首先要求权威的存在，那么对仁慈就不得不时时限制，在这样的基础上，恐怕深刻和严厉也是有限的，指向对象也是被自己限制的。 在提到对NGO组织的时候，康晓光说，“必须动员社会的力量，与政府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建设好这个和谐社会。而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社会组织起来，让公民通过自发的、自主的、有组织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有组织的公民和政府共同合作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普遍的模式，在今天这个时代下，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压制社会自主性的力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害无益。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自由派的想法，在这种基础上，他们非常愿意共同合作，坚持底线。严格来说，我觉得康先生还是有莫大同情心的人，也算深得儒家真髓。在这篇访谈中，我看到很多使我觉得很现实而饱含良知的话。那真是非常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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