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透露，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

钟南山笔记本找回后，主张回复收容制度，他认为，广州治安之所以不容乐观，直接原因之一是警力不足，“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广州的街道居委会还没有成为广州治安的有效补充，没有像上海北京那样完备强大，“无业游民”不能有效地被群众监控。他还感叹：“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我感觉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 “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他根据自己朴素的判断，提出了不同于主流宪政学者的观点：“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其他讲太多也没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媒体要呼吁，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会拍手称快的。”